對於阿龍個人來說，這是壹本具有特殊意義的書:“我有壹種感覺，或者說是壹種錯覺，就是知識分子的鴉片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的命。
我對這本書受到的攻擊幾乎漠不關心。
我走出了黑暗，也許我最終會與生活和解。然而，在與生活和解的同時，亞倫不得不面對法國知識分子的批判。
左翼知識分子壹如既往地在亞倫身上大肆渲染“叛徒”、“小醜”等詞匯，用自己的瘋狂為亞倫的書做了最好的註腳。
從寫作背景來看，《給知識分子的鴉片》是有爭議的，但和亞倫的其他作品壹樣，它始終圍繞著它所關心的歷史和哲學問題。
弗朗索瓦？菲利稱之為“既是戰鬥之書，也是哲學之書”。
全書共九章，後人津津樂道的“鴉片”壹詞，直到第八章結尾才出現:“革命給他提供鴉片麻醉自己。”
在我看來，雖然後三章更適合做標題，但書的核心部分應該是第二部分，也就是關於歷史的三章。
正是在這壹部分，阿隆揭示了“鴉片”的生產機制，以及知識分子沈迷於“鴉片”的深層原因，這些都與壹種無視人類社會復雜性的決定論有關。
法國那些“同路人”癡迷於歷史的終極意義，卻無法對現實世界中的行動做出正確的判斷。
20世紀70年代初，亞倫在法蘭西學院的課堂上談到了關於歷史解釋的亨佩爾-德雷福斯爭論。
亨佩爾認為，只有當前因後果之間的關系可以從壹個共同的命題中推導出來時，對壹個事件的解釋才是科學的。
賴德認為解釋必須涉及人類的動機和意圖，因此歷史解釋不同於科學解釋。
亞倫更傾向於胡德利的觀點，認為對歷史的感知是多方面的。
果真如此，阿隆與薩特、梅洛-龐蒂等人無異。
後者對意誌優先的堅持，也可以得出歷史感知有很多階段的結論。
亞倫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認為歷史是壹種敘事，可以被人隨意解讀。他對歷史的理解仍然受到人類共同生活這壹普遍事實的限制，盡管這種限制並不能把歷史引向唯壹的目標。
而持這種觀點的人，則是從認知的相對性出發，而是將歷史整合為壹個整體。
這樣的合成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主觀願望，因而具有信仰的性質。
這種對整個世界無條件的信仰——意識形態——成了知識分子的鴉片。
對於意識形態，阿隆有過特殊的解釋:“它不是指任何思想，任何思想和價值觀的總和，而是指對歷史世界進行整體闡釋的所謂包容的、系統的特殊形式。”為了克服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中意誌自由與歷史規律的矛盾，薩特等人用革命、階級鬥爭等概念取代了事實的斷言，為了追求壹種哲學上的永恒而喪失了政治判斷力，無視自由在現實中的墮落，以歷史的名義為極權主義辯護。
然而，亞倫通過歷史經驗揭穿了左派、革命、無產階級等概念的神話。這些讓知識分子血壓升高的話，本質上並不是常數。
相對於國內壹些關於革命話語的爭論，雙方往往糾纏於空洞的革命話語，卻並沒有揭示革命背後隱藏著什麽，真正值得討論的東西，所以我們知道這樣的爭論是多麽的無關緊要。
壹旦吸了意識形態的鴉片，對未來的期待與現實的距離被無限壓縮，知識分子失去常識，還是用以賽亞的話？柏林的說法是，他已經失去了“現實感”。
和柏林壹樣，阿隆既給多元價值的自由留有余地，又不放棄人類生活中的價值享受，反對把約定俗成的東西上升到哲學和普遍真理的高度。
“當我們判斷壹個社會秩序時，我們必須基於價值觀的多樣性。
這種價值觀的多樣性並不要求人們做出根本性的選擇。
人們放棄了具有足夠多樣性的習俗，同時又為自己的理想要求壹種普遍的有效性，經濟制度或政治制度介於兩者之間。"
亞倫說，“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作為本書的結論，我們或許也能通過這個問號看出他的謹慎。
阿隆關於意識形態的論述影響深遠，使得主題被多次闡述。
丹尼爾？貝爾直接將自己的作品命名為《意識形態的終結》，並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壹個教職。
利普塞特甚至用了“意識形態結束了嗎？”以他的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結尾，還獲得了普利策獎。
知識分子要戒掉意識形態鴉片並不容易。
保持理性的清醒和健全的政治判斷更是難上加難。
附錄:原書前言
在過去的幾年裏，我有機會寫了許多文章。
這些文章講的不是* * *人，而是“les munisants”，即沒有入黨但同情蘇聯世界的人。
我決定把這些文章編成壹本書，開始寫導言。
這本選集後來以《辯論》為題出版，導言發展成了壹本書。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為名犯下的滔天罪行持寬容態度。
在試圖解釋知識分子這種態度的過程中，我第壹次碰到了這些神聖的詞匯:“左派”、“革命”、“無產階級”。
對這些話的批判促使我反思對“歷史”的崇拜，進而去考察壹個社會學家本該關註卻沒有關註的社會範疇——知識分子。
於是，這本書壹方面論述了所謂左派意識形態的現狀，另壹方面論述了法國乃至世界知識分子的處境。
這本書試圖回答除了我之外，其他人肯定也問過的以下問題:為什麽馬克思主義在法國這個經濟演變未能達到預期的國家再次流行？為什麽無產階級思想和* * *思想在工人階級人數少的地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國家，什麽樣的環境主導著知識分子的說話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1955年初，關於左右、傳統右、新左派的爭論再次流行起來。
在許多地方，人們都在想，我應該被歸類為傳統權利還是現代權利。
對於這幾類，我是否定的。
在議會中，各條戰線會根據討論的問題不同，劃出不同的界限。
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嚴格區分左右。
如果人們願意，同意與突尼斯或摩洛哥民族主義者和諧相處的人是左翼，同意鎮壓或維持現狀的人是右翼。
但是，如果絕對國家的捍衛者是左派，那麽支持歐洲贊成超國家組織的人是對的嗎？人們可以出於各種原因顛倒使用這些術語。
面對蘇聯，“慕尼黑精神”不僅存在於依附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中，也存在於被“德國威脅”所困擾或者沒有從他們正在失去的偉大中得到安慰的民族主義者中。
戴高樂派和社會黨之間的聯盟圍繞著“民族獨立”的口號。
那麽，這個口號是毛拉斯的“民族融合”還是雅各賓派的愛國主義？
法國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是整個國家面臨的任務。
要實現的各種改革都會遇到壹些障礙，而這些障礙不僅僅是信托或者溫和派選民造成的。
那些固守過時的生活方式或生產方式的人，並不都是“大老爺們”，他們往往會投左派的票。
就業方式不會從屬於某個陣營或某個意識形態。
我個人是凱恩斯主義者，覺得有點對不起自由主義；同意與突尼斯和摩洛哥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深信鞏固大西洋聯盟是和平的最佳保障。
然而，根據人們所涉及的不同問題，如經濟政策、北非或東西方關系，我可能被歸類為左派或右派。
人們只有拋棄這些模棱兩可的概念，才能在法式辯論的混亂中理出壹些頭緒。
只要人們觀察現實，堅持客觀立場，就會看到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的荒謬，這些大雜燴由忠誠但思想淺薄的革命者和渴望成功的記者扮演。
如果超越對局勢和多變聯盟的爭論，人們可能會區分出壹些精神家族。
每壹個精神家庭，無論它的成員是誰，都會實現他們的“選擇”...然而，在寫完這本獻給我出生的家庭的書後，我傾向於與它壹刀兩斷。
這並不是因為我熱衷於孤獨，而是因為我想在兩種人當中選擇我的伴侶:懂得戰鬥而沒有仇恨的人；壹種是那些拒絕在“論壇”上的鬥爭中發現人類命運秘密的人
1954七月在聖西吉斯蒙德。
1955 65438+巴黎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