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我去了北京大學，在中國哲學系當學生。蔡先生於1917年初成為北京大學校長。有壹天，我走在穿過大廳門的過道裏。蔡先生坐在過道裏，什麽都不知道。我從新校長身邊走過，感覺他親切真誠的氛圍讓我有壹段時間覺得很舒服。我想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和雨吧。蔡先生壹句話沒說，我就被壹個春風教了。這是沒有文字的教導。沒有文字的教導比什麽都有效。
1918年，我需要北京大學的證書，時間很緊。走正常程序已經來不及了，我決定直接去見校長。校長辦公室孤零零地在壹個大院子裏。我走進院子。院子裏靜悄悄的。校長辦公室的門沒有鎖。門前沒有保安，也沒有服務人員。我推開門走了進去。外間是壹個大接待室和會議室。內室的門也沒有鎖。前面沒有秘書或者其他工作人員。我推開門走了進去。我看見蔡先生壹個人坐在辦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身邊。他和藹地問:“有什麽事嗎？”我遞上壹封寫好的信。他看了說:“這是好事。當然會出具證明。”我說:“請校長批準。”他舉起筆批了幾個字，和藹地交待道:“把這個拿到秘書科，讓他們開個證明。”我辭職去了文書部門。我進出的時候沒有看到第二個人。我當時就想，蔡先生懷著對校長的敬意，不希望校長擺架子。壹個人坐在校長辦公室裏，他還是壹個冷儒，壹個本色書生，遇事從容不迫。雖然身在商海之中，卻有著超越商海、蒼涼的氣息。這是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不僅在幾分鐘內解決了我的問題，還把我引向了這個境界的大門。
事後有同學跟我說，文書科的人說妳越界了，學校要處理。我說:“蔡先生來北大是做教育的，不是做官的。我是他的學生，不是他的下屬。怎麽了？”我壹笑置之。當時大部分學生和普通民眾都知道，蔡先生不是來北大做官的，做校長並不違反他的“三不”(三不的第壹個“不”就是不做官)。
1922年，蔡先生作為北京大學校長出訪歐美。那時，我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院學習。在紐約的北大校友會上，聽說蔡先生要從倫敦去紐約，於是組織了壹個接待委員會，我是其中的壹員。我們去紐約碼頭接蔡先生。我看到他還是壹個冷冰冰的儒生，沒有秘書，也沒有隨從。那個年紀，他還是像個老留學生，壹個人。他沒有打擾中國駐紐約的領事，也沒有打擾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外交官。他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壹家小旅館，和同學住在壹起。壹些生活事務由接待委員會經理管理。
中國的壹位中年教育家，當時也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公開說:“我真的很佩服蔡老師。北京大學的學生很傲慢。他們怎麽能在蔡先生面前變成小學生呢？”
紐約的中國留學生為蔡先生舉行了歡迎會。會場說，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壹個大教室裏，很多人參加了會議，座無虛席。蔡先生壹進會場的門，所有在場的人都呼啦壹聲站了起來。他們的動作如此整齊，仿佛聽到了口令。事實上，沒有密碼，也沒有人想到任何密碼。他們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欽佩地站了起來。在演講中，蔡先生講述了壹個故事，壹個人的朋友得到了壹個仙女的魔力，可以把石頭變成金子。這個朋友對這個人說:我可以把石頭變成金子，妳想要多少金子，我就給妳多少。我不要金子，我只要妳的手指。觀眾哄堂大笑。蔡先生接著說，“學生出國留學，學壹門專業知識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得到那個手指，這是科學的方法。妳掌握了科學方法，將來回國後，無論在什麽條件下都可以為中國做貢獻。”蔡先生親切真誠的氣象和風趣幽默的話語，讓與會的數百人滿意地愉快離開。
我想他們應該滿意了。他們還欣賞了壹場春風和雨，蔡先生把他們帶到了壹個精神境界的門口。如果他們有足夠的意識，他們也會這麽說。
後來我的學習更進壹步，逐漸認識、理解、體驗到了這種精神境界的內容。我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壹句成語來概括。這個成語是“極其明確和適度”。我很欣賞宋代道人程的壹首詩，詩中說:“無事幾年閑，壹覺變紅。”安靜的時候壹切都是自得的，任何時候和人在壹起都是快樂的。道物理上連接天地，但對人的思考是變態的。富貴不淫蕩，貧賤，男人在這裏驕傲。“這首詩第壹句和第二句講的是他的生活狀態，第三句和第四句講的是《中庸》，第五句和第六句講的是《絕頂聰明》，第七句和第八句講的是做孟子所說的“君子”。在我看來，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和氣象與程相似。現代沒有人見過明道，但他的學生描述的東西被記錄了下來。我在腦子裏把這些記錄和蔡先生對比了壹下，說了上面那句話。我相信不會有大的失誤。
清末廢除了科舉，但到了民國初年，科舉的余毒仍未清除。人們還把當時學校的等級和科舉考試中的等級相提並論。人們把縣級高等小學的畢業生比作學者，把省級高等院校的畢業生比作舉人，把史靜大學堂的畢業生比作進士。史靜大學堂創建於清末，是北京大學的前身。我進北大的時候，北京人也叫它大學堂。那時候，北大的大部分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還認為，上北大就是為了考個“進士出身”，將來當官。當時的北大學生都以為來學校混個資歷，為將來當官做準備。北京大學實際上是壹個官僚培訓中心。那時候法學是熱門話題，因為人們覺得上法學院當官順理成章，文科是最冷的冷門，因為人們不知道文科到底是幹什麽的。
蔡先生到北大時，先聘陳獨秀為大四文科生。此公告壹出，在學生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因為陳獨秀顯然不是壹個要當官的人。在陳獨秀身上，人們逐漸明白了文科是幹什麽的。
蔡先生改文科新學長後，陸續聘請全國各地對北大有學術貢獻的知名學者為師。學生們感到學校的學術氛圍日新月異，他們逐漸意識到大學是學習和教授學術的地方。大學裏唯壹的價值標準就是學術，誰在學術上有貢獻，誰就會受到尊重。混資歷當官的思想逐漸消失，新的學風建立起來。當時有壹句口號:解放後批判為學術而學術。其實這個口號反對的是為官而學，這在當時是切中要害的。
按照這個價值標準，蔡老師在聘請老師的時候，不管壹個人的政治派別和觀點如何，只要他在某個職業上有所貢獻和地位，就請他開班，擔任老師。這就是所謂的“包羅萬象”，眾所周知，不用多說。
另壹方面兼容老中青。蔡先生雇用教師不分年資。聘請的老師中，有留在儒學的六七十歲的老師，也有嶄露頭角的年輕人。當時的老師大多是年輕人，有的學生比有的老師年紀大。有壹群早年出生的老師，叫兔子黨。幹部輪崗中，1918年出生的人27歲。
在這兩個方面的兼容上，蔡先生把當時全國的學術權威盡可能地集中在北大身上，把大家的權威結合起來作為北大的權威，所以北大成了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其權威是全國的最高權威。北大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全國也出現了這種局面。
在蔡老師的帶領下，北大的這種局面有了方向，有了主流，就是新文化運動。
第壹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先進人士都承認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長處以救亡圖存，但西方的長處是什麽？眾說紛紜，政治上也有不同的派別。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直到民國初年，我們才對西方的長處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西方的長處雖然有很多方面，但根源在於文化，具體內容是民主和科學。我們已經到達了西部探險的底部，我們已經到家了。我們需要的是根據這條線索，盡力在中國創造壹種新文化。這種努力表現在新文化運動中。
蔡先生到北大後，首先宣布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顯然是支持這個方向，確認了這個主流。這個公告壹出，學生和社會都明白了，有些話就不用說了，不言而喻。後來，蔡先生邀請當時致力於新文化的領袖人物，如李大釗、魯迅、胡適等，齊聚北大，各抒己見，擴大影響。因此，北京大學不僅是中國最高學府，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蔡先生是這個中心的領導。主會高舉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帶領北大走在前面，影響全國。
主將蔡先生也在關鍵時刻親自出馬，親自撰文。他的《給林紓的長信》和《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的長序，就是這類文章的代表作。前者批判舊事物；後者是支持新生命的東西。
這場運動如同潮水壹般，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達到高潮。人們現在把五四運動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代名詞。這是壹個籠統的說法。詳細來說，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壹段。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起源，要從1917年初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的那壹天說起。
在1917-1919年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裏，蔡先生把北京大學從壹個官僚機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高等學府，把死氣沈沈的北大變成了壹個生氣勃勃的戰鬥堡壘。隨著風的吹拂，中國湧現出了壹代人才，包括毛澤東同誌。用老話說，他是中國的壹代宗師，用現在的話說，他是中國偉大的教育家。
蔡先生的教育有兩大目的，壹是春風，二是兼容並蓄。以我的經驗，包容並不難，但把春風變成雨真的太難了。《春風與雨》的影響來自教育者自身的精神境界。沒有那種精神境界，那種效果就不可能發生，有了那種精神境界，那種效果就無法避免。這壹點都不能做作，也不能作假。有些人假裝很像。事實上，他越是假裝，人們就越會看出他在作弊。他越覺得自己長得像，人就越不像。
蔡先生是中國現代公認的偉大教育家。大字我加最後壹個字，因為我到現在也沒見過第二個像蔡老師這樣的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