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壹位癌癥患者家屬的真實感受，由此引發了壹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尊重患者不做化療的決定，社會應該如何真正讓每壹位成員更有尊嚴地活到最後。
為什麽是爸爸？
2013四月15，周壹早上，第壹次診斷懷疑父親得了肝腫瘤。壹通電話之後，我決定去上海壹家三級甲等醫院再確認壹下。我找到陳醫生，約好下午4點去看他。
轉接航班沒有出現。每次考試成績都是最差的。進展期胃癌、肝轉移、淋巴轉移和腫瘤細胞惡性程度是現有分類級別中最高的。為什麽親愛的爸爸？我躲在廁所裏哭。
晚上睡不著，想起小時候的很多場景:我坐在三輪車上，大熱天，我家母豬生了小豬，我和爸爸壹起去賣；家裏收的米要去殼了。我父親劃船。我坐在船邊，看見蛇在河裏遊動，大聲尖叫。我媽生病住院了，我爸騎著自行車帶我們去看她，我姐在後面，我在前面。我們喊著口號，為父親上山加油...深入人們的內心，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有多少愛。
我應該告訴他真相嗎？
妳想告訴爸爸妳生病的真相嗎？
母親反對道:“怎麽說呢？爸爸，妳沒救了。妳在威脅他。我堅決反對，不允許。”姐姐反對道:“為什麽大多數癌癥患者的家屬都選擇不說實話？因為如果妳不告訴我，還有希望。沒有希望，妳讓爸爸怎麽過壹天算壹天？”大媽也反對:“這太殘忍了，讓他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如果他病得很重，他會自己猜的。”
感覺自己陷入了壹張無法解釋的大網。我討厭別人用“迷茫”“承受不了打擊”這些詞來形容我父親。我不能接受人們用憐憫的眼光看待我的父親。我幾乎歇斯底裏地認為我的親戚低估了我的父親。但是沒有親戚的支持，尤其是沒有媽媽的同意，我不敢也不應該提出好的意見。
氣氛開始變得曖昧和躲躲閃閃。飯桌上，大家都擔心爸爸說話，怕他問起病情，怕他說出絕望的話；和父親獨處成了壹件尷尬的事，不管是裝作什麽都沒發生，還是不去試圖安慰。爸爸比較沈默，比較尷尬。
也向身邊的人請教。朋友，同事，醫生，和爸爸沒有直接接觸的人幾乎壹致:應該說他應該知道自己的病情。我惡毒地想，如果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還會這樣選擇嗎？
突然有壹天，仿佛壹個神秘的轉換器在轉動，我和爸爸、媽媽、姐姐在飯後的壹次談話中被調到了同壹個頻道。我們向爸爸詳細解釋了他的病情，只有事實，沒有情緒。我們很難過，但氣氛突然變得活躍起來。
躲是不能產生真正的安慰的。
化療不是意味著放棄嗎？
我去了幾家醫院，見了很多醫生，所有的醫生都認定沒有手術的機會。但很多醫生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在不到5分鐘的門診診療過程中，要按照治療規範接受化療。“不化療怎麽辦？”“如果不化療，要麽死，要麽放棄。”三甲醫院的醫生，有的面無表情，有的像踢皮球壹樣把我送到其他科室，最好的，帶著抱歉的苦笑，同情地看著我，說再見。
讓我放不下的是，看到新聞報道後，我去了壹家三甲專科醫院看他們的科室主任。據悉，其科室是國內首家治療無法手術甚至化療的癌癥患者，為患者提供提高生活質量，最終有尊嚴地死去的醫療手段。當我看到他時，醫生的傲慢和冷漠刺痛了我。
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很多醫生真正感興趣的是腫瘤細胞，而不是人。他們對如何殺死癌細胞有戰鬥精神，但對癌癥患者如何有尊嚴、有質量地生活不感興趣。
晚上睡不著，睡不著。我媽，我姐和我，這三個爸爸的直系親屬，意見都是壹樣的。我們不希望我爸受化療之苦，受益甚微。簡單地做壹個決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執行它是痛苦的。我不能忍受重復壹些醫生在得知我們不做化療的決定後使用的粗魯的話。親戚朋友的質疑和詢問，讓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盡力；如果不需要求醫問藥來填補生病的時間，那應該用什麽來充實呢？
除了化療我們還能做什麽？我們去看中醫了。醫生明確表示，中藥配合化療是有用的，但是單吃中藥抑制不了腫瘤，純粹是安慰。“靈芝和蟲草可以吃嗎？有幫助嗎？”醫生同情地說:“隨便，妳真想吃就吃吧。沒用的。我們不推薦。”
沒有化療，好像我們就沒事幹了，讓爸爸走了。什麽都不做，順其自然，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必須做點什麽。我提議:“爸爸，我們去旅行吧。”“蠻好的，去哪裏？”“香港還是三亞，妳選。”“去三亞挺好的。”為了避開大客流，父親也想全家都去，於是向單位和學校請假，11人，老老少少，住在美麗的亞龍灣海灘邊。
從三亞回來的路上，父親對我們說:“如果有機會，我就去壹次北京。”
好的，爸爸，我們明天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