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李鴻章到底是好是壞呢？這個問題被提出來，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沒有人會問袁世凱是不是壞人，因為基本上已經有了結論(當然我們習慣於把所有問題復雜化，偶爾會有不同的聲音來討論，但基本上不影響結論；很少有人會問辜鴻銘是好人還是壞人。這並不是說辜鴻銘壹定是壹個好人，而是說對這個人的評價標準可以從“好”和“壞”的範疇中分出。他再好再壞，也不涉及“愛國”和“背叛”的對錯，因為他基本不在政治漩渦裏。
而李鴻章卻“壹生功勛卓著”，總是出現在外交場合，甚至是談判桌上。眾所周知，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出現在談判桌上的人往往會引起人們的不滿，更何況是清末被列強堅船利炮逼到談判桌上的李鴻章。李鴻章“漢奸”的罵名，從1895年馬關條約簽約的那壹天就開始背負，“好人”和“壞人”的問號，從那壹天開始就被提出來了。李鴻章在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上簽字，所以他成了漢奸。如果簽名人的名字是張洪章，那麽這個叛徒就變成了張洪章。換句話說，誰簽字誰就是漢奸。但問題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總得有人簽字，總得有人背負這個千古罵名。
王樹增發生了壹連串關於1901的起哄，從慈禧到劉清哪個不該罵，唯獨李鴻章壹個人。罵李鴻章其實也是壹種逃避的手段：當壹個賣國賊被挑出來痛罵的時候，轉移視線，推卸責任，甚至因為言語謾罵中的正義而公開讓自己成為“正義”壹方。為什麽不呢？但似乎很少有人去思考，或者願意去思考，如果妳是李鴻章，妳能做什麽？
當然，李鴻章所做的並不完美。正如董在辛醜條約壹書中所論述的，李鴻章過於迷信外國列強的技術，過於輕視中國人的能量，所以在外交上失去了軟肋。對付壹個外國勢力，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利用另壹個或幾個外國勢力的能量，結果卻是前門拒狼，後門引虎。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戰中，他因為保守而輸掉了戰爭。所以，即使在馬關的談判桌上沒有手段，沒有精力，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徹底失敗。
而這種保守和軟弱，來自於打開國門後與強國比較而產生的自卑心理。因為自卑，我們想學習，想發展，但是學習和發展總有壹個過程，所以我們會采取更直接的方式：幫助或者介紹。所以當他沒有力量對付日本的時候，李鴻章首先想到的是借助俄國的力量，但最後還是上當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簡單地批判李鴻章的短視，因為即使是現在，我們仍然有這種強烈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使我們急功近利，總喜歡尋求捷徑。比如我們改革開放，真正學習和發展的技術非常有限，更多的方式是直接從發達國家購買。沒錯，我們街上跑的車和美國街上的沒什麽區別，但問題是別人造的，而我們的是買的。
這個問題有點遙遠，但是這個比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李鴻章，也可以幫助我們通過李鴻章更好的認識自己。李鴻章的局限是時代和民族的局限。所以，了解李鴻章在那個時代的所作所為，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那個時代，而了解李鴻章的思想根源，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今天，我們的國家雖然強大了很多，但不確定因素還是很多。我們要看清這個世界，但也要看清自己的局限。李鴻章是好人還是壞人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