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10日，農歷正月初壹，李重光出生於山東省棲霞縣寨裏鎮北洛湯村壹個農民的家裏。
“我的父親兄弟四個，除大伯家有壹個男孩外，其余都是女的。我的三伯家連個女孩也沒有。我有兩個姐姐，二姐的小名就叫領弟，希望能領個弟弟來，我就是這樣被“領”來了。全家高興得不得了。我也就成了全家的寶貝。真正的寶貝。
爸爸媽媽怕我養不大，就在村裏找了壹個最窮的、孩子最多的人家認了幹媽，幹媽送我壹個討飯籃子，壹根打狗棍，這可就是我壹生總想去討飯的壹個原因吧。我幹哥哥會畫鷹，畫出的像真的壹樣，這對我喜歡畫畫恐怕有關系。”
“我家裏沒有什麽音樂環境，父親會拉點京胡，會唱幾句京劇，姐姐們會唱《蘇武牧羊》，這是我小時候聽到的唯壹歌曲。小學壹二年級也沒上過音樂課。三四年級會唱幾句《義勇軍進行曲》。親眼見過日本鬼子的飛機扔下炸彈，也見過八路軍打日本鬼子的汽車，子彈就在頭上飛，從小就恨日本人。六年級時會唱賀綠汀的《四季歌》。也聽過戲匣子放出的京劇。13歲那年，八路軍在村裏宣傳抗日，孩子們聚在壹起，就唱歌，於是我對歌曲發生的興趣，還把歌曲抄在小本上，自己也試著作過曲，現在想來實在可笑。”
作為獨生子，李重光在家裏的特殊地位集中體現在父親對他早期教育的極端重視——6歲進小學，9歲被送到大姑姑家去上學，11歲離鄉上學，並開始學英語，這在當時農村實屬罕見。至今，他還銘記著啟蒙老師的那句話：學漢語讓人睜開了壹只眼，學習外語讓人睜開了另壹只眼。
幼年時期的輾轉求學培養了天資聰慧的李重光堅韌的品格、強烈的文化上進心和頑強的自學能力。
13歲時，他面臨了壹次選擇——“八路軍縣大隊隊長與我的父親是好朋友，極力勸我父親讓我去延安學習，我父親不放心，最後還是送我去青島我舅父家。到青島後，上了半年小學，我不願意寄人籬下，提出要去做生意，自力更生，結果我就去壹個棉布做學徒，學做生意。站櫃臺，送貨、跑腿……壹直幹了3年，成了賬房先生。”
“在這三年裏，我學會了吹口琴，出去辦事，路上就會瞎吹壹氣。當時對《風流寡婦》很感興趣，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她是寡婦，又很風流。” 在青島舅父家寄讀時，表妹的鋼琴激發了李重光對音樂的無限向往。然而當時每小時1美元的鋼琴課學費，對他來說無異於天文數字。日後，音樂成為他人生的終極夢想，自學也成為他走上音樂之路的慣常途徑。
1945年抗戰勝利，李重光感到做商人沒出息，轉而求學。插班到市立男中初二年級，經過兩年的努力，初中畢業，免試升入高中。半年後因舅父家中經濟有困難，再次輟學。
“兩年半的中學生活裏，我對音樂、美術、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冰心、臧克家、艾青，馬凡陀的詩歌都認真學習過，自己也試著寫過，還抄寫在壹個小本上，可惜這些東西都丟失了。要是現在能看壹看學生時代的習作壹定很有意思。”
這段時間李重光學會了五線譜，自修鋼琴，並到電臺直播、參加音樂會上表演。至今李老師還清楚地記得演出的曲目：《致愛麗絲》。當時的音樂老師李錚及夫人成為他音樂人生的向導和楷模，他們的示範作用以文明進步為基礎，而不僅僅停留在音樂層面——“我和音樂老師的關系很親密，也常到老師家去，老師還把他寫的帶伴奏的歌曲抄在我的紀念冊裏，我也用很漂亮的彩色紙畫上音樂家的頭像，寫上音樂家的生平，送給老師。”
“李錚老師是老誌誠的學生，他教我們唱老先生的歌，講老先生的故事，對老先生又會彈鋼琴又會作曲，我十分崇拜，沒想到40年後我能和老先生在壹個單位工作。
李錚老師的夫人是女中的音樂老師，鋼琴彈的很好。我們兩個學校成立了壹個合唱團，我們唱《黃河大合唱》，唱馬思聰的《祖國》，還有《長恨歌》、《藍色多瑙河》……”
“我當時的夢想就是像我的老師那樣，有壹間小屋，有壹架鋼琴，壹個留聲機、壹個溫暖的家。”
舊上海，南京西路，地攤少年
上個世紀初，歐風東漸。上海灘奢享於東方巴黎的榮耀，居於時代文明及風尚的前沿。
1948年6月，因家中生活困難，在親戚的幫助下李重光和父親去了上海，在繁華的南京西路擺地攤賣針織花邊維生。李重光時常手裏捧著字典或口琴，不時要躲避印度巡警的驅趕，引來過往的行人投過詫異的目光……地攤少年的求知欲望在文明世界的邊緣地帶生動綻放。
每每看到上海音專的校車自身邊駛過，懷揣音樂夢想的李重光愁腸百結。上海，如同青島壹樣，成為他人生傳奇的另壹個舞臺。提起這段辛酸往事，李老師不僅笑稱自己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下過海了。
“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進中國最高的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更沒想到的是我是以中國音樂學院附中校長的身份，去上海音樂學院開會發表對音樂教育的意見。在中央五七藝校時，還到上海住過國際飯店。”
少年求學的坎坷經歷，讓李重光在飽嘗艱辛的之外，積累了豐富的自學經驗，這也為他日後從事兒童音樂教育研究奠定了難能可貴的天然基礎。他笑稱自己是個“笨老師”，並且認為，太聰明的老師無法從學生的角度去耐心細致地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唯有“笨老師”才能順應和了解初學者的學習思路，並為他們打開音樂之門。 1949年，李重光隨父親自上海回到青島。青島解放後，他和同學壹起赴北平趕考。壹路舟車勞頓於考試前壹周趕到北平。解放前夕順利入學北平藝專，並萬分幸運地親歷開國大典。
同年11月，學校合並到天津中央音樂學院，李重光成為國家最高音樂學府作曲系的壹名學生，從此步入夢寐以求的音樂殿堂，躊躇滿誌。
翻開李老師的畢業證書，畢業證內頁的底紋印有繁體的“為人民服務”，上面有校長馬思聰的親筆簽名。
在中央音樂學院師從壹代音樂宗師的親自教誨，按李重光的話來講無異於“壹步登天”。談起自己的母校，李重光滿懷感恩之情。同時也為當時入學水平差、政治運動多而深感惋惜。由於在讀期間僅僅治理淮河就用去了9個多月，導致達不到畢業水平全班延期壹年畢業，學習期限長達6年。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央音樂學院視唱練耳教研室教視唱練耳，年輕的老幹部、著名歌唱家、作曲家孟貴彬就在我們班上，壹次聽寫時發生了爭執，我的譜子是四四拍，他記成了四二拍，我說他不對，他不同意，說從音樂上應該是四二，我說妳應根據我彈的去記譜，他才無話可說。” 1956年9月他被調到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教合唱和基本樂理，開始長達40年的音樂理論教研工作。
從教50年，著作等身。您壹定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體會？基本樂理通常被認作基礎課程，不十分受重視？
“基本樂理，在中國（其實在國際上也壹樣）壹直是不被重視的壹門課，它產生最早，但問題卻最多。
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唯壹壹本基本樂理書就是繆天瑞先生編譯的《樂理初步》（柏頓松著），作曲系在新鄉辦暑期培訓班我教基本樂理，在天津文化宮教工人師傅學基本樂理都是參考這本書。
我教了50多年基本樂理，但從未學習過這門課，所幸的是，當我正式開課時，斯波索賓的《音樂基本理論》中譯本已正式出版。這是壹本前所未有的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基本樂理教材，我從中學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新知識，大開眼界，倍受鼓舞，正因為我經常這樣說這本書好，我的可愛的學生們在運動中畫了壹幅漫畫，從天津音樂學院的三樓掛到壹樓，上面畫著斯波索賓坐在蓮花座上，我在下面頂禮膜拜。運動之後直到現在，我仍說斯波索賓的《音樂基本理論》是壹本非常好的基本樂理教材。”
率真，耿直，壹絲不茍，李重光先生至今如此。在寫給照乾的書信中，他坦白地寫道：
“在拙著尋求學術價值，找來找去壹無所獲，忽然想起有人講過的壹句話：李重光的書不是學術著作。當時對這句話有點不能接受，現在想起壹確有幾分道理，於是我想在不是學術著作的書中去找學術價值，豈非自討苦吃，同時我也想起另壹人說的話：李重光的書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當時也很不理解，怎麽又蹦出個可操作性。後來越想越覺得有點意思，現在出的書，好象是缺少點可操作性。我的書都是從教學實踐中來，所以操作起來為就比較方便。因此，我想我的書缺少學術價值，但有實用價值，這恐怕就是它為什麽能存活40多年賣書400多萬冊的壹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