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壹看到葉挺，就帶著有色眼鏡看著他。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支部、中央軍委新四軍軍部書記，並兼任新四軍唯壹的副軍長。項英在新四軍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新四軍實行黨委負責制。葉挺作為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候選人，又是黨外軍事幹部，在新四軍地位尷尬，不能參與黨委決策。他沒有獨攬大權的決定是無效的。這樣，葉挺和項英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新四軍初期葉挺和項英的合作非常愉快。他們在新四軍的整編、組建、訓練和鞏固等方面進行了密切合作。這期間，他們的分工非常明確。葉挺主要與國民黨打交道，爭取港澳和華僑的支持，而軍事工作則以軍事訓練和作戰指揮為主。項英主要負責處理黨中央的直接上級長江局和東南分局，軍隊主要負責幹部調配和黨的建設。
葉挺與項英的分歧，始於如何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迅速推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遊擊戰爭的決定。葉挺認為這壹決策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是正確的，應盡快實施，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最讓葉挺無法接受的是，項英在與中央協商的過程中，既沒有征求他作為軍事主官的意見，也沒有告知他中央的有關指示，仿佛這是“黨內秘密”，需要他作為“黨外人士”、“統戰對象”保密。葉挺的處境是困難的，正如陳毅在1938至1943的中國工作總結報告中所說:“項英不尊重、不信任葉挺司令員，不讓他單獨負責軍事部門，直到他安排戰場指揮。”
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對葉挺有很多抱怨。葉挺視察部隊時，喜歡用馬代替步行。他還帶了許多助手、參謀、警衛和其他隨從，前呼後擁。項英到部隊慣於輕車簡從，因此認為葉挺裝腔作勢，像個老戰士，不符合紅軍官兵的作風。葉挺帥氣，穿著整齊。平時穿黃色制服或皮夾克、西裝等素色衣服，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服。向穎剃了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的制式軍裝沒有下來，他只是在隆冬穿了壹件舊棉衣。葉挺壹個人吃了個小竈，還從廣東請了個廚師。他的社交活動很多，經常請他的廚師做壹些廣東著名的客家菜，請軍部領導同誌、海內外來訪人士、國民黨新四軍第三戰區聯絡參謀、來和他壹起工作的老朋友吃飯。項英也受邀去吃過壹兩次，但後來覺得“不合適”，就再也沒去過。項英抱怨說，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葉挺是壹個自尊心很強，性格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不服從李和駐穗國際代表王明的鎮壓，憤然退黨，就是這種性格的典型反映。葉挺的這壹缺陷，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輝煌和貢獻。項英壹見到葉挺，就帶著有色眼鏡看著他:“他還能對黨對革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 * *中央的領導們開始有了，項英也知道，毛澤東和黨中央開始不信任葉挺，但是經過壹段時間的采訪和觀察，* * *中央已經完全信任葉挺了。但項英的思想從來沒有轉過彎來，壹直把葉挺當成統戰的對象。所以新四軍有壹個奇怪的現象，就是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的批準。
毛澤東多次致電項英，提醒他“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但應尊重葉挺的地位和作用”，“軍事指揮應委托葉挺”，“應在新四軍內進行教育，以確定對葉挺的正確態度”，“請始終與葉挺同誌保持良好關系”。
到皖南斡旋，項與葉的矛盾有所緩和。
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葉挺行使職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壹些限制。項英作為黨在新四軍的最高領導人，無視黨中央的重托，始終以閉門造車的態度對待葉挺。他和葉挺的關系很僵。再加上葉挺不能參加壹些會議，看不到黨中央的指示電報，所以工作上不愉快，甚至有了從項英離開新四軍的想法。
1938年6月初，葉挺來到武漢，繼續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他向中央長江局駐漢領導、葉劍英匯報，傾吐了他的苦衷，雖然是軍長，但無權任職，並建議成立新四軍委員會討論，以解決這壹問題。對於葉挺的艱難處境，周恩來和葉劍英都很同情，理解他的心情。當天，他們就發電報給延安，請求中央批準葉挺的提議。
黨中央對葉挺的意見非常重視，很快作出答復，回電說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主任為項，副為葉。但由於項英對此的抵制，新四軍委員會雖然成立了，但實際上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葉挺還是沒有發言權。自尊心極強的葉挺感到難以忍受，於是致電長江局，表示準備辭去新四軍軍長職務。8月28日，王明、、薄谷開來復電:“項英去延安開會，請實際負責新四軍工作。會後，我們計劃去壹個人幫助檢查和整理新四軍的工作。”9月，項英到武漢匯報工作，然後從武漢到延安出席六屆六中全會。葉挺離開部隊，回到廣東老家。
在粵期間，葉挺接受了主政廣東的余漢謀的邀請，準備做東江的遊擊司令。但是，對於這個任命，中央認為不合適。中央認為華中的戰略地位比華南更重要。如果葉挺不回新四軍，勢必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而影響兩黨的統戰關系。中央通過廣東的廖承誌向葉挺傳達了這壹指示。葉挺的離職也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巨大反響。65438年2月，蔣介石召見八路軍駐安辦事處主任林，說:“是妳們* * *生產黨推波助瀾，襲擊葉挺，逼他出走辭職的。這麽優秀的人才不能和妳合作，也沒有人能和妳合作。”國民黨當局威脅對新四軍采取兩項措施:壹是再派壹個更難相處的指揮官；二是將新四軍改為遊擊隊，減少軍費2萬。
在這種情況下，剛剛參加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接替王明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原長江局撤銷)書記的周恩來，給葉挺發了壹封電報，要他回渝。鑒於此，葉挺不得不返回重慶。周恩來再次對葉挺說，中共中央希望葉挺在中部發揮更大的作用。葉挺說他願意顧全大局，但對與項英難處仍有各種顧慮，他不想回皖南。他問周恩來是否可以去八路軍直接帶兵打仗。如果是這樣，他願意去任何部門，無論他擔任什麽職務。
周恩來緊握著葉挺的手，內疚地說:“我代表毛澤東同誌向妳道歉。向穎給妳的工作帶來了很多不便。真的對不起妳。”針對葉挺去八路軍的想法，周恩來明確指出，華中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雙方約定的新四軍軍長的位置，是不容易隨意改變的。同時告訴葉挺，經他的建議，黨中央同意新四軍委員會由葉挺為主任，項英為副。軍事工作委托給葉挺，項英實際上是政委。並在全軍進行再教育，確立葉挺的統帥權。黨中央對項英在新四軍發展政策和內部團結方面的錯誤非常重視，正在努力糾正。鑒於項英在六中全會上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曖昧態度，中央很擔心他會後能否在新四軍貫徹會議精神，於是授權周恩來在適當的時候到皖南走壹趟，指導和推動新四軍貫徹六中全會決議，解決葉項矛盾。
1939年2月，周恩來來到皖南雲嶺新四軍司令部。為了保證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的戰略方針在新四軍得到真正貫徹，他在軍部開展了許多重要活動。由於項英對中共中央早在1938年5月就決定的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始終持懷疑態度，但又總想貫徹自己向南發展的主張，周恩來此行還擔負著重申黨中央正確戰略方針、糾正項英在這方面錯誤的重要責任。為了調解葉與項的關系，向新四軍領導人傳達了中央在葉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義，並就葉與項的長期關系對項英進行了批評。周恩來特別指出:“中央認為葉挺的黨外人士身份是暫時的，對兩國合作更有利。如果不考慮這壹點，他的黨籍問題很容易解決。”周恩來要求項英以實際行動團結葉挺，並嚴肅指出團結葉挺是新四軍內部團結的關鍵，這是壹件大事。處理不好，就會犯錯誤。
項英表示願意接受周恩來充滿原則和情感的耐心勸說和批評。在周恩來主持的軍事領導人會議上，他作了沒完沒了的自我批評，並提出把軍事指揮權和軍隊幹部的安排權交給葉挺。
高敬亭事件後，黨中央極力挽留已提出辭職的葉挺。
就在葉和項的關系開始緩和的時候，高敬亭事件發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紅二十八軍軍長。紅二十五軍長征後，他在關鍵時刻受命，獨立帶領1000多名紅軍遊擊隊在鄂豫皖邊界堅持了三年極其艱苦的遊擊戰爭，發展壯大了隊伍。新四軍組建時，紅28軍改編為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高敬亭對敵作戰堅決，有自己的作戰指揮。但在長期的遊擊戰環境中，他養成了謹慎多疑的性格。新四軍實行東進政策後，高敬亭不願離開大別山，怕被國民黨軍隊吃掉。
葉挺對此非常氣憤:“高敬亭沒有中央，看不起軍部，騷擾友軍。太不像話了。”葉挺在新四軍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準備去江北解決四支隊問題。如果高敬亭仍然不服從命令，他將受到軍法的懲罰。項英不同意葉挺的意見，提醒葉挺:“高敬亭是個英雄，但抗戰後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執行中央指示不堅決。妳要以教育為主，用好話說服對方，把去皖東作戰的戰略意義講清楚。如果他不聽勸告，可以給予適當的懲罰。但是，怎麽處罰必須報毛澤東批準，不能擅自做主。”
葉挺來到廬江縣東湯池，主持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將四個支隊限定在七天內到達皖東指定地區。看到指揮官生氣了，高敬亭只好有所行動。第二天，高敬亭帶著四隊、七團、九團、手槍團行軍。兩天後，葉挺接到高敬亭的緊急報告，說七團團長楊克誌、政委曹玉福率團到李、桂軍，葉挺飛馬立即趕到出事地點，鄧子恢主持召開四團以上幹部會議。高敬亭因病缺席。本來會議的主題是反楊反曹的鬥爭，但很快大家就聯系到了高敬亭的責任。高敬亭很多人有很多怨言，平日裏卻不敢說什麽。現在他們看到葉挺司令來了，紛紛揭發他。葉挺惡如仇，但考慮不周，容易被表象迷惑。他對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致電延安的毛澤東和重慶的蔣介石，要求嚴懲高敬亭。蔣介石接到電報後立即批準葉挺:“請將高敬亭處死。”葉挺接到蔣介石的答復後，沒有得到延安毛澤東的答復，就匆匆處決了高敬亭。
當葉挺回到部隊時，項英罵了壹句，“伊稀，妳怎麽這麽冷靜？妳冤死了高敬亭，中了蔣介石的詭計。妳看，他高興得要給妳壹枚勛章。”此時，葉挺得知中共中央有指示要通過教育挽救高敬亭，覺得太魯莽了，但為時已晚。
高敬亭事件後，壹度趨於好轉的葉子和葉子的關系再次出現陰雲。項英認為葉挺太單純，容易沖動，容易上當，新四軍還在掌舵，所以獨攬大權。葉挺也覺得放不下手腳，重生了。兩人的關系再次跌入低谷。
鑒於日軍是壹支高度現代化的軍隊，葉挺主張加強我軍正規化建設，克服遊擊習氣，以提高戰鬥力。但項英對葉挺的想法不以為然，擔心葉挺的反遊擊習氣會翻出我軍應始終保持的“優良傳統”。葉挺覺得完全是和稀泥，所以很生氣。年初，葉挺去了江北，留下了項英。他相對獨立地執行黨中央交給的任務，他做得相當好，解決了江北部隊東移的問題。但當他回到雲嶺匯報工作時，項英說他並不完全滿意。
1939年8月，葉挺再次赴重慶，與蔣介石就全軍經費和新四軍擴大江北部隊的建立進行談判。此行，葉挺心裏還是有個想法，就是再次要求辭職，離開項英。辭職原因:對外，國民黨實行防* * *、解* * *、限* * *、反* * *，不斷制造攻擊和限制新四軍摩擦事件，國與國關系越來越緊張，他在兩黨兩軍之間的斡旋作用越來越小；對內，是他和項英的關系。高敬亭事件後，項英對葉挺的不信任加劇，讓他覺得當了司令其實是虛名。
10年初，葉挺經桂林飛往重慶。165438+10月，葉挺被叫去見蔣介石，提出辭呈。之前葉挺要求辭職，蔣介石遮遮掩掩，但這壹次，他壹反常態，爽快地答應了，還向他要了新的指揮官。葉挺說葉劍英最厲害。蔣介石很不高興，但也沒說什麽。葉挺辭職後，蔣介石趁機大做文章。他召見八路軍駐安辦事處主任林，並威脅要派另壹個新人擔任新四軍軍長。當毛澤東得知葉挺辭職後，立即致電周恩來，指示其立即找葉挺做工作，以徹底解決新四軍的領導問題，並要求葉挺主動撤回辭呈，勸阻蔣介石改派指揮官的企圖。
1940年5月，剛從蘇聯回來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找到了已經回到重慶的葉挺。周恩來向葉挺指出了蔣介石的險惡用心:利用葉挺要求離職的機會，另派壹個所謂“能遂其願”的人擔任新四軍軍長，以達到既在政治上打擊* * *產黨，又為將來進攻新四軍做準備的罪惡目的。他們希望葉挺能考慮到他的辭職給新四軍和抗戰前途帶來的後果和影響，不顧個人的困難和委屈，與新四軍共* * *命運，堅持抗戰到底。葉挺聽後非常感動，欣然同意。
經中央同意，周恩來致電項英，要求其派壹名高級幹部到重慶與葉挺會合，並與南方局商議，徹底解決葉挺在新四軍的實際地位和實際權限問題。項英對這封電報十分重視，立即指派政治部主任袁執行這壹任務，並立即動身前往重慶。袁到渝後，為他做了大量工作，指出新四軍成立以來，黨中央要求項英處理好與葉挺的工作關系。但項英做得太差，以至於葉挺覺得無法再待下去，再三要求辭職。黨中央要求項英立即糾正對葉挺的錯誤態度，尊重其軍事主官的地位和權威，避免葉挺叛逃事件的發生。還告訴袁，如果項英今後堅持改革，可以在團以上幹部範圍內批評他的“左”和“右”的錯誤。右傾就是怕國民黨，不敢打；“左”傾就是排外，關門主義，和葉挺不團結。但是周恩來的指示在實踐中很難實施。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袁政治部主任怎麽能隨便批評黨的高級領導人呢？
7月底，葉挺回到了皖南。這次葉挺回來後，項英主動向葉挺示好。工作上他盡量和葉挺商量，生活上也照顧到了。他還定期去葉挺和他壹起生小竈，有時飯後下幾盤棋。
為了顧全大局，葉挺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態。經過壹番思考，葉挺給自己定了壹個行為準則:凡是應該做的，能做的，壹定要努力去做好；葉和項應該做好各自職權範圍內的壹切，但如果項英不采納他的建議，或者不想讓他多參與，那就滿足項英“我來拿大主意”的願望，讓他自己決定。
為了貫徹* * *中央關於尊重葉挺的地位和權威的指示，也為了表示自己的坦率，項英把所有由兩人聯名的電報送給葉挺閱讀，並告訴葉挺自己與* * *中央的分歧。對於中央早已確定的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指導思想，項英起初並不積極，猶豫不決。出於對軍隊安全的殷切關懷，中共中央多次致電項英，提出“皖南軍隊宜速移至蘇南”。劉少奇、陳毅、粟裕等同誌也紛紛給項英發去電報和信件，催促他早下決心，爭取主動，盡快將部隊移向江北或蘇南。但長期從事遊擊戰爭的項英，害怕在沒有山地支援的情況下，在敵後東進北進，難以生存發展，仍然下不了決心搬家。他給中央發了許多長電報，但他仍然強調搬家是困難和危險的。
葉挺認為，中共中央基於大局提出的軍事單位轉移的要求是及時的、重要的，應當堅決執行，不應加以阻礙。他向項英明確表示，理解黨中央的意圖，擁護中央的指示。但葉挺也知道，壹個黨外人士的意見算不了什麽。他抱著有意見要說清楚的態度，項英聽不聽是他的事，他有權決定。
“羅馬不是壹天建成的。”皖南事變前後，葉與項仍有分歧。
從1940時至10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已布置了“包圍”新四軍的計劃。國民黨以7個師、8倍於新四軍的兵力，在貴池、寧國、涇縣、郎溪等地進行袋狀包圍，企圖殲滅新四軍。但是項英並沒有下定決心按時北移，在北移的過程中打破頑軍的圍困，思想還在撤與不撤之間打轉。葉挺就處在這樣的困境中，他感到無比的難過。他把自己的處境比作“好像是壹粒沙子夾在兩個輪子中間，很艱難”。
1940 165438+10月21日，中央對葉、項作出指示:“可以拖延壹個月至兩個月(妳們要支付在江北發動和停止進攻的費用)，但必須認真準備北移。”10月24日，中共中央致電葉、項:“妳們必須準備在65438+2月底全部開始。”165438+10月30日，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同蔣介石決裂，日本爭取了王，大局好轉。蔣對我更是無可奈何。妳北移，讓他再走壹步。從大局來看，江(介石)顧()是不會為難妳的。現在他會分批搬家，65438+2月底完成。
1940 65438+2月，皖南形勢越來越嚴峻。在項英的急電中，中央說:“在此情況下，我軍突然改道，桂、李則布置在長江以北，秘密調動皖南頑軍，包圍我，封鎖我交通，故意推諉彈藥復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不是故意阻礙我們，為我們提供便利？請妳考慮壹下，馬上拿出來，免得陷入兩難。”
毛澤東代表中央書記處召見項英等人，嚴厲批評說:“全國沒有壹個地方像妳們這樣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如果國民黨在運動中攻擊妳們，妳們要有自衛的準備和決心。這個政策已經告訴妳了。我們不知道妳要我們指示什麽政策。妳有什麽政策嗎？現在妳問是拖還是走。妳主張什麽，是拖還是走？看來沒有主見，沒有方向，以後會吃大虧的！”這壹批評深深震撼了項英。作為軍長的葉挺，在新四軍受到* * *中央的嚴厲批評後，深感慚愧，立即致電* * *中央，堅決辭職。項英試圖說服他不要發葉挺辭職的電報。
隨後，項英召開會議傳達中央電報。項英看完電報，心情沈重地說:“我們來商量下壹步行動。”葉挺嚴厲地指出:“什麽時候需要討論行動方針？現在需要的不是討論，而是決定走哪條路線。”項英也覺得不對:“就按司令說的選路線吧。”參謀長周子昆提出三條路線可供選擇。在確定突圍路線上，葉與項再次產生嚴重分歧，會議不歡而散。
葉挺在聽到項英的死訊後，表示“項英也是壹位有抱負、有才華的英雄。”
最終的突圍路線是按照項英提出的方案。由於轉移時間和路線是在受到黨中央批評後臨時決定的，全軍的序列編組和政治動員也顯得十分混亂。這時，我皖南* * *部隊有9000多人，組織成三個縱隊，分三路進入。新四軍向茂林地區推進時，已進入國民黨頑軍的口袋狀包圍圈。葉挺主張付出壹定代價，突破杏壇頑軍的防線，之前被攔截。項瑛壹直猶豫不決。在非常危急的情況下，新四軍領導討論是否進攻杏壇的會議，從下午3點壹直開到下午10點，開了7個小時，也沒有得出結論，使新四軍失去了突圍的最後機會。這就是皖南事變中驚人的“七小時緊急會議”。葉挺終於忍無可忍，怒氣沖沖地對項英、袁、周子昆說:“現在我們陷入重重包圍之中。不打壹場惡戰，花點錢，是出不了包圍圈的。時間就是勝利。妳不能總是猶豫不決，妳總是沒有決心。妳有什麽看法？請快點說。我的態度是，我會服從錯誤的決定。現在請項副將做決定，妳決定什麽就做什麽。”
最終，項英不同意葉挺進攻杏壇的想法，決定從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移動，這使得已經壹線轉向的新四軍陷入絕境。
1941年65438+10月9日，陰雨綿綿。軍隊到達哥譚後，項英、袁、周子昆、秘書長等人聽著從茂林傳來的密集槍聲，感到形勢不妙。這時，軍事參謀葉超建議軍事領導人壹起研究行動計劃。周子昆叫他去請葉挺司令。來到數百米外的許氏宗祠，向正在裏面烤火的葉挺報告了情況。葉超還沒說完，項英還等著他商量，葉挺就說:“還有什麽好研究的？只有堅決戰鬥！”看到這種情況，葉超不敢回去，於是他蹲下來取暖。
此時，項英壹行已等候多時，未見葉挺或葉超。他們在雨中聽到密集的槍聲，誤以為敵人很快就要逼近，於是帶著壹群人爬上了北面的山坡。葉超在葉挺身上烤了壹會兒火，吩咐葉挺到外面去看看情況，再回復項等人。葉超去了項英等人原來的地方，等大家都消失了，他才回來向葉挺匯報。葉挺找的是饒漱石，他當時才當了兩個月的東北局副書記。葉、饒立即給* * *中央發電報，報告項英等人“率壹小隊武裝，不告而別，下落不明”。中央電告葉挺:“中央已決定由葉和饒漱石負責壹切軍政行動，壹切行動由葉決定。”
失去最好的戰鬥機——杏壇突圍後，葉挺根據中央的電報精神，組織部隊分批突圍，以保存實力。皖南新四軍9000余人，最後65438+萬余人突圍。在饒漱石的建議下，為了營救被困山中的部隊，葉挺下山與敵人談判，結果被囚禁。項英、袁、周子昆三人離了軍，見山中敵人甚多，便回頭跟隨大軍。袁受傷後，為了不拖累戰友而自殺。項英、周子昆攜帶金條作為新四軍經費，卻被打死。當他們在壹個叫覓風洞的洞裏睡覺時，被叛徒劉厚總殺死了。
15年10月15日中央發布了關於項英、袁的錯誤決定。決定指出:“對中央的不尊重在三年內發展到了壹個極其不正常的程度...以前的張和現有的項英、袁都是因為不服從中央才失敗的。”這壹決定還說，項英和袁“走上了同張壹樣的錯誤道路”。決定提出:“在全黨全軍高級幹部中宣布中央關於開展反對項英、袁鬥爭的決定，但暫時不要傳達給下級，尤其不要傳達給黨外人士。”
曾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的葉挺聽到項英去世的消息後，對探監的朋友說:“項英也是壹位有誌氣、有才華的英雄。他的主要錯誤不在於他沒有同我很好地合作，而在於他對中共中央壹再要求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聞。他甚至完全按照頑固的國民黨軍隊設計的陷阱，最後犯了大錯。”
葉挺在1946年被中共中央救出監獄，不幸死於“四·八”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