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支持者”的說法在社會上流傳壹段時間。光明日報社的壹些同誌發現以後，曾經在1999年光明日報五十年大慶時出版了壹本《光明日報與真理標準討論》專著，該書全文收錄了從胡福明的第壹篇來稿、胡福明和光明日報編輯的歷次修改稿直到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同誌的修改定稿的原文，還收錄了光明日報編輯的回憶文章和對歷次修改稿的說明。這本書由光明日報出版社於1999年6月出版，出版前的1999年4月1日曾送請國家新聞出版署轉請中***中央黨史研究室審讀。以下是他們審讀後的意見：
本書比較清楚、真實地介紹了真理標準討論發動的經過及歷史背景，為讀者能夠全面、客觀地了解這壹歷史過程提供了較為詳細和珍貴的歷史資料。政治觀點和思想傾向均無問題，有出版價值。其中，尤其是第三部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寫作和發表經過，講得更為全面、準確、可信。
但書稿的幾個部分在事實把握和敘述風格等方面還顯得不夠壹致。主要是：
壹、《走進新時代的序曲》，這部分對於鄧小平等老壹代革命家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作用、這種作用對於光明日報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講得還可以再充分壹些。對於《解放軍報》發表的關於真理標準的文章也應有比較清楚的交待。建議在定稿時作適當補充。
二、第二部分，即“實文”的組稿、修改和發表，雖然事實介紹的比較清楚，作者的看法也有壹定道理，但有些地方語言表述過於尖刻，……等等，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建議將這類語言刪去。重要的是把事實講清楚，而不必對其他說法作過多的批駁，讀者自會作出判斷。
三、書裏引用了不少歷史材料，但很多材料沒有註明出處，為提高本書的資料和學術價值，最好能補充壹些關鍵的註釋。
以上意見僅供參考。
中央黨史研究室1999年4月
我們本來以為，為了對歷史和人民負責，介紹事件真相、澄清不實傳言而出版的《光明日報與真理標準討論》壹書，通過無可爭議的原始資料，已經把《實》文的來龍去脈交待得清清楚楚，用不著再浪費筆墨。但以後的情況並非如此，這種不實傳言仍在社會上流傳，以致有關方面表示，光明日報的同誌應該出來說話，否則以訛傳訛，不實的野史就會變成了正史！這樣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
《實》文的發表是鄧小平關於要準確地、完整地運用毛澤東思想體系，反對兩個“凡是”思想的啟示下進行的，由此文引發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更是由鄧小平發動、組織和領導的。
事實勝於雄辯，流言止於智者。
由於這個問題涉及到壹個出版界長期困惑的作者與編者的定位問題，剖析這個問題，對弄清楚什麽是《著作權法》上的作者，什麽是編輯，正確處理作者與編者的關系，也有重要意義。
（壹）
胡耀邦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擔任中***中央總書記期間，他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解放老幹部等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胡耀邦親自參與了《實》文的修改、發表，審定了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送去的《實》文清樣，批準刊登，對推動《實》文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們對此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否定。但不能不說，《實》文並非如某些書刊所說是由他“親自組織撰寫”的。
不是事實的事怎麽會形成壹種到處流傳的輿論呢？壹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實》文的源頭在哪裏？也即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誰？是北京的孫長江還是南京的胡福明？
孫長江當年是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參與編輯《理論動態》。胡耀邦那時曾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對《理論動態》情有獨鐘，除了親自審讀《理論動態》上的文章外，也常常與刊物的編輯們討論當前的思想理論問題，策劃重大選題。如果說《實》文是由孫長江撰寫的，由胡耀邦“親自組織”甚至由他策劃、倡議是非常有可能的。
胡福明當年是南京大學政治系壹名普通教師。胡耀邦與他沒有任何工作上的關系，也沒聽說他們相識。如果說《實》文是胡福明所撰寫，由胡耀邦“親自組織”壹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胡福明“撰寫”壹篇重要論文，則有悖於常情！
（二）
解開作者之謎的關鍵在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同誌的稿子（以下簡稱“中”稿），究竟是光明日報送去請他們修改的稿子（以下簡稱“光”稿）即胡福明投來的《實》文的第7、第8次改稿，還是如社會上流傳的是他們自己撰寫單獨成篇的稿子，或者是由以他們寫就的稿子為基礎，吸收“光”稿的少許內容由孫長江“捏合”而成的稿子。
“中”稿除了開篇導言（第壹段）以外，分成四個部分，連導言在內***有19個自然段。“光”稿除了導言（第壹段）以外，也分成四個部分，連導言在內***分17段。
讓我們逐段逐句進行對照。
首先，從《實》文的總體內容來看，“中”稿19個自然段，只有末壹段是“光”稿中所沒有的，其他18個自然段的內容，除了個別新引用的馬克思主義導師的語錄和極個別的幾段話以外，都可以在“光”稿中找到。
其次，那個時候的學風、文風的特點是常常引用馬克思主義導師的語錄，以增加文章的權威性。“中”稿***引用了15條語錄，除了2條是新增加以外，13條語錄都是來自“光”稿。如果壹篇論文，不僅內容的絕大部分均來自另壹篇論文，而且連援引的語錄絕大部分也壹樣，能認定這篇論文是獨自成篇的嗎？“中”稿作為論據，舉了幾個例子。自然科學史方面，舉的是化學元素周期表的發現和證實的過程，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從假設到成為真理的經過；社會科學方面簡要介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從提出到被確認為真理的歷史等。但這些內容無壹不是在“光”稿中被列舉過，特別是占整個文章四分之壹篇幅的文章第三部分，舉的例子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產黨宣言》修改個別論點和列寧對它的評價，“中”稿和“光”稿並無不同。大千世界，悠悠萬物，壹南壹北素無往來的兩名作者，分別構思和撰寫自己獨立成篇的文章，選取的事例居然也如此雷同，這能是巧合嗎？
第三，再從文章的具體章節段落來看，第壹段導言，“中”稿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麽？這是早被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光”稿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麽？這個問題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只是把“這個”改為“這是”，把“問題”挪了個地方。
“中”稿的第2段也是照抄，只是把“光”稿第2段中引用的壹段毛主席語錄摘取出來，移到“中”稿的第3段中，而這段語錄就成為“中”稿新添加的。
像這樣整段照抄照搬，或略加增刪修改的，還有“中”稿中的第4段、第5段、第6段、第7段、第9段、第12段、第18段等。
有意思的是第13段，文字不長，照錄如下：“毛主席說：‘理論與實踐的統壹，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最基本的原則。’（《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97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
按“中”稿的說法，這壹段是新加的。但仔細壹對照，這段話前面兩句耳熟能詳的語錄，原來出自“光”稿中的第6段，而後面的三句話，有兩句出自“光”稿的第12段，“中”稿加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壹句，第13段也就變成新添加的了。
這裏請細心的讀者耐著性子閱讀對照“中”稿的第14段和“光”稿的第13段，從中可以學到壹些如何做好編輯工作的知識，區分什麽是作者，什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編輯。
以下兩段文字依次是“中”稿和“光”稿：
（“中”稿）馬克思主義導師們不僅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而且親自作出了用實踐去檢驗壹切理論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論的光輝榜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所***同創造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文獻《***產黨宣言》的態度，就是許多事例當中的壹個生動的例子。1848年《宣言》發表後，在45年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直在用實踐來檢驗它。《宣言》的7篇序言，詳細地記載了這個事實。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壹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他們又指出，“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8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新實踐的不斷檢驗，包括新的歷史事實的發現，曾對《宣言》個別論點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壹章的第壹句是：“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壹條註釋：“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宣言》發表以後人們對於社會的史前史有了進壹步的認識，特別是摩爾根的調查研究證明：在階級社會以前，有壹個很長的無階級社會；階級是社會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並非從來就有的。可見，說“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並不確切。恩格斯根據這種新實踐得出的新結論，作了這個說明，修改了《宣言》的舊提法。《宣言》還有壹個說法，談到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推翻資產階級。1872年，兩位革命導師在他們***同簽名的最後壹篇序言中，明確指出：“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已有很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隨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有了無產階級第壹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頁）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說明十分重視，他認為這是對《***產黨宣言》的壹個“重要的修改”。（《列寧選集》第3卷第208頁）。
（“光”稿）馬克思主義的導師提出了檢驗真理的實踐標準，並自覺運用它檢驗和發展自己的理論，以至修改個別結論。現在來看看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根據實踐來檢驗《***產黨宣言》的。1848年《宣言》發表後，他們在45年中壹直根據實踐來檢驗《宣言》，《宣言》的7篇序言正是生動的說明。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壹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8頁）130年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證明這個結論仍然是正確的。同時，他們根據新的實踐經驗，發展了自己的學說，並且修改了個別觀點。這裏舉壹個修改《宣言》的例子。《宣言》第壹章的第壹句是“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壹條註釋：“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狀態，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完全沒有人知道；後來，陸續發現土地公有制的世界各地原始社會的基礎。特別是摩爾根在夏威夷島土著居民中調查研究了幾十年，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系，揭示了原始***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從而證明：在階級社會以前，有壹個很長的無階級社會；階級是社會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並非從來就有的。可見，說“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並不確切，因此，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還有壹個重要修改。馬克思恩格斯說：“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已有很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壹次掌握政權達兩個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頁）在《宣言》中說，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推翻資產階級。在1848年2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實踐基礎上，馬克思得出新結論說：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指出：這是壹個“重要的修改”（《列寧選集》第3卷第208頁）
兩相對照，“中”稿只是從語法修辭方面比“光”稿精煉，實質內容上並無區別。
（三）
對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在參與修改《實》文中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做出的重要貢獻，光明日報同誌在所編輯出版的《光明日報與真理標準討論》壹書中已作了高度評價，認為“保持了基本觀點，質量上有了提高”，具體包括：對原稿作了不少刪削；加了毛主席修改個別提法的例子，使文章論據增加了份量；加了小標題，使主題更加鮮明，最後壹段寫得更加有力；加強了針對性等。
但不能據此推斷出“中”稿就是壹部獨立的作品。
與“光”稿對照，首先，“中”稿的主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更，依然是論證實踐與理論的關系，確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其次，基本觀點、主要論據也沒有變化。“中”稿和“光”稿都是四個部分，只不過“光”稿標以（壹）、（二）、（三）、（四），而“中”稿使之具體化：“檢驗真理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壹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最基本的原則”、“革命導師是堅持實踐標準的榜樣”、“任何理論都需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中”稿和“光”稿所引的經典著作的語錄和所援引的實際例子基本相同，論據也基本壹樣。
解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作者之謎(下)
第三，任何有影響的論文，都應當有體現其個性和特色的核心內容。“光”稿的核心內容其實就是兩點，壹是反對兩個凡是，壹是強調唯壹標準。“中”稿在這兩個方面均沒有突破。
（四）
《實》文在組稿、修改、發表過程中，作者、編者（光明日報）和參與修改者（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三方的定位也是很清楚的。光明日報作為新聞出版單位，與胡福明從壹開始就是編者與作者的關系，光明日報向胡福明約稿，胡應約投來了《實》文；光明日報選中了《實》文，並提出修改要求，胡進行了修改，光明日報也作了修改，最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光明日報與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及孫長江的關系，從壹開始就是壹家新聞出版單位與“特約編輯”的關系，即光明日報總編輯聽說孫長江也在構思同壹主題的文章，決定把孫請來參加修改胡福明來稿的討論會。光明日報後來把“光”稿送去，也明白告訴是請他們幫助修改。這壹點，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心裏完全明白，所以在《理論動態》正式刊出《實》文時，經過他們的再三斟酌，仍在文章後面專門註明“《光明日報》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如此在1978年5月明白無誤的事情，後來怎麽又模糊起來，到了20多年以後的今天，甚至變為《實》文是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自己寫的，而且成了“胡耀邦親自組織撰寫”的呢？光明日報1984年曾經發生過壹件事情，由於它與《實》文有關，這裏不得不介紹壹下。
1984年是新中國成立35周年，也是1949年6月16日創刊的光明日報建社35周年。1982年年底組建的新壹屆領導班子決定舉辦壹次1979—1983年度優秀理論文章評獎活動，紀念國慶、社慶，擴大報社影響。在評獎過程中，光明日報有關部門的壹位負責同誌發現評選出來的年度優秀理論文章，反映不了報社的理論成就。能夠代表成就的是《實》文，而它又不屬評獎範圍。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決定設立只有壹個名額的“特別獎”，獎給《實》文及其作者，獎金為1000元。本來這獎金是只獎給胡福明的，後來考慮到《實》文經過了多次修改，光明日報的同誌修改過，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也修改過。光明日報的編輯，修改作者文章屬於本職工作，無須嘉獎，而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純為盡義務，應酌情獎勵，給多了不適合，太少了又拿不出手，就從給作者的獎金中分出300元，作為修改文章的“勞務費”。從光明日報的同誌來說，純屬壹番好意。可能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對此另有看法，他們拒收這筆“勞務費”。授獎單位頒發獎金，接受單位拒收，雖然有些反常，但總的來說也還可以理解。
但是讓人不可理解的是，這件純屬業務活動的尋常事，後來卻被炒作得沸沸揚揚，有的同誌壹方面說“這是公然篡改歷史和嚴重的侵權行為”，另壹方面又說，這是壹個“大人物”導演的，旨在“抹殺中央黨校特別是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光明日報社蒙受了壹次不白之冤。
（五）
為了把作者的謎團進壹步解開，有必要從《著作權法》的角度，正確認識作品、作者和編輯的定性、定位，正確處理作者與編者（編輯）的關系。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作者是直接創作作品的人。創作作品是指作者將自己的創作構思，運用自己的技巧、方法，借助於壹定的符號形式寫出表現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個性、特色的作品。
編輯則指編輯作品的人。所謂“編”，在古代指用以穿聯竹簡的皮鞭或繩子，今指編織、編列；“輯”古指協調駕車的眾馬，今指連綴、搜集。把“編”和“輯”聯結壹起，編輯即指搜集材料並將之連綴匯集，加以鑒別、選擇、分類、整理、加工和校勘的過程。
弄清了作品、作者和編輯的概念，聯系到《實》文發表的實際，我們認為：《實》文是壹部文字作品，有它不同於其他作品的獨立主題，即論證實踐與理論的關系，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壹主題貫穿全文始終。盡管實踐與理論關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並不是新的課題，但這壹命題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提出，卻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作為壹部作品，光有主題是不夠的，還要有圍繞主題展開的基本內容（包括基本觀點和論據、論證）。在《實》文中，不論胡福明的初稿和歷次改稿（三個部分），還是光明日報的兩次改稿（四個部分），其基本內容均是：（壹）闡明任何理論，區別是真理還是謬論，歸根到底是由社會實踐來檢驗的；（二）理論與實踐的統壹，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三）馬克思主義導師們如何堅持實踐標準，修改自己著作中的個別觀點，批判“兩個凡是”；（四）揭批林彪、“四人幫”是如何反對實踐標準，歪曲毛澤東思想，提出要肅清其流毒和影響。
作為壹部作品，除了主題、基本內容以外，還應有屬於它自己的個性和特色的地方。在《實》文中，除了它特有的論據以外，主要是兩處：壹是通過理論論證和馬克思主義導師修正自己個別論點的實例，強調實踐標準的正確性、重要性，反對“兩個凡是”。二是強調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壹個即實踐，沒有第二個標準。在這壹點上，“中”稿比之“光”稿沒有什麽新的東西。
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同誌的修改說到底就是壹名編輯所應該做的，不能因為對原作進行了修改，編輯就可以自封為作者。如果這樣，編輯工作就不是“為他人作嫁衣裳”，而作者的合法權益就不能得到保護。
有的同誌可能會問，如果小修小改，當然編輯不能成為作者，但如果改動得多、大，是否就可以成為作者呢？也不能，除非主題、基本內容、核心問題、文字風格都改得面目全非。
從《實》文修改過程來看，光明日報同誌的修改並不小，包括標題突出“唯壹”、框架由三部分改為四部分，修改後篇幅增加了1/3；突出了鄧小平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的觀點，批判了“兩個凡是”；文章結尾部分提出“科學無禁區。凡是有‘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指出現在仍有“禁區”，有待於我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把它沖破，等等。如果按照“中”稿對待“光”稿的同壹標準，“光”稿應該認定為壹篇全新的文章，光明日報的同誌也就應該從編輯變成了作者。但光明日報的同誌從來就沒有想過把《實》文當成自己的作品，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因此就變為作者。他們認為這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也有悖於新聞出版職業道德，違背《著作權法》的立法精神。
列寧說得好：“只要再多走壹小步，仿佛是向同壹方面邁的壹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列寧選集》第31卷第85頁）在《實》文問題上，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作為參與修改者，是有重要貢獻的，但如果再向前邁壹小步，把自己當作文章的作者，“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如果把這個問題硬扯到中央黨校甚至胡耀邦那裏去，可能就要犯更大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