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死了就葬在哪裏，墓地最便宜。如果死在城裏，就用最便宜的棺材，就像埋窮人壹樣。不送花、不敬獻花圈，不發表講話。如果可能的話，甚至不要請牧師，也不要做安魂禱告...
2)不要刊登死亡的消息，不要寫訃告。
3)……
4)我之前作品的版權(10冊文集和那些掃盲教材)，我要求我的繼承人交給社會，也就是放棄作者權...最後10年，我的作品被賣掉了，這是我這輩子最痛苦的事。
5)……
在相繼完成《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等多部作品後，托爾斯泰的精神世界變得更加深刻和廣闊。他的思想和現實生活的沖突越來越激烈。他脫離了自己階級的傳統觀念，站在宗法制度下的農民壹邊。面對下層農民的饑寒交迫和屈辱，托爾斯泰為自己所過的貴族生活感到羞恥，更為自己的作品被支付巨額報酬來支撐這種貴族生活感到不安。
為了彌補這壹點，托爾斯泰除了盡力參加體力勞動外，還兩次投身於教育事業——沒有收入，完全義務；花了幾年時間，為老百姓和窮人的孩子編了《啟蒙讀本》。現在，他甚至想放棄作品的版權，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回報社會，實現自己的大眾化理想。但這遭到了妻子索菲亞的強烈反對。因為托爾斯泰的版權幾乎是當時全家唯壹的“財源”。因此，在這份遺囑中，托爾斯泰指出“作品被出賣，這是我壹生中最痛苦的事。”
這份非正式遺囑由小女兒薩莎抄寫，但托爾斯泰直到1901年7月才簽字。
十多年後，1908年8月，80歲的托爾斯泰以日記的形式擬定了壹份遺囑。當時他很痛苦:“沈重，痛苦。最近幾天壹直發燒，情況很不好。這是無法忍受的，我可能會死。”身體影響精神:“而我卻要在如此荒誕奢華的環境中度過壹生。這種生活是我無法忍受的。”
在這份遺囑中，托爾斯泰再次提到了自己作品的版權:“如果我的繼承人將我所有的作品獻給公眾，我會非常高興。”如果做不到這壹點，那麽屬於人民的部分就必須呈現出來，比如識字課本，讀書園地。"
此外，他還指出了自己死後被埋葬的地方:“人們在把我埋在地下時，絕不應該舉行儀式。只要有壹個願意把棺材擡到峽谷對面‘指定地點’的人擡著壹個木棺材，也就是埋著壹根小綠棍的地方……”“小綠棍”是托爾斯泰哥哥講的壹個故事，說有壹根讓大家開心的小綠棍，被埋在森林中的紮卡斯峽谷旁邊。托爾斯泰，壹個年輕人，在這裏反復尋找。
壹年後的1909年，索菲亞和托爾斯泰因為之前起草的遺囑發生了沖突。索菲亞要求托爾斯泰寫點東西，聲明他會把自己所有的版權都給她，但托爾斯泰拒絕了。盛怒之下，托爾斯泰請壹位朋友幫他立了壹份正式遺囑，聲明他將放棄自己作品的所有權利:
“我聲明，我希望我所有的作品、書面作品以及我所寫的任何東西，無論是已發表的還是未發表的；本人自1881 1以來第壹次寫或發表；我在這個截止日期前寫好但尚未發表的壹切，在我死後都不應歸入任何人的私有財產。而且，如果人們需要這些東西，可以讓大家發布，免費發布。”
這份遺囑由他的小女兒薩莎復印，由托爾斯泰和其他三名證人簽名，證明托爾斯泰“智力健康，記憶清晰。”
這份遺囑的原件被他的小女兒帶到了莫斯科，並咨詢了穆拉維耶夫的律師，看是否符合遺囑的要求。律師認為，把作品交給“所有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是不可能的，這樣的遺囑沒有法律效力。
律師穆拉維耶夫答應幫助起草壹份適當的遺囑。這是托爾斯泰的第四份遺囑。遺囑明確指出了作品的版權歸屬:
“我下達以下命令，供我死後使用:我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根據標明的時間在任何時候寫的，以及我生前可能寫的任何東西，無論是出版的、未出版的、藝術的或其他的、完成的或未完成的、戲劇的以及任何形式的手稿、翻譯、改寫、日記、私人信件、草稿等。反正我死前寫的所有東西，無壹例外，不管放在哪裏，誰保存的，是不是手稿，我發表了什麽，我所有作品的版權，包括我的手寫手稿和我死後留下的所有手稿，都遺贈給我的女兒亞歷山德拉·列沃夫·托爾斯泰婭。”
1909 165438+10月1歲的托爾斯泰簽署了遺囑。我身邊的兩個推薦人也在後面簽了名。
1910年，托爾斯泰的家庭不安。崇拜托爾斯泰思想並認為自己是托爾斯泰追隨者之壹的切爾特科夫，堅持要老人貫徹他的思想(當年2月托爾斯泰還收到壹封大學生的來信。信中單方面指責托爾斯泰，說他的理論和生活是矛盾的，希望他從他生活了壹輩子的莊園裏逃走)，並讓托爾斯泰把日記等東西放回原處，這讓索菲亞非常生氣。她的激動情緒不斷爆發，讓托爾斯泰無比痛苦。托爾斯泰在此期間給索菲亞寫了壹封信，除了承諾從切爾特科夫那裏取回日記，他還分析了他們夫妻之間的分歧:“那就是我們對生命的意義和目的的理解完全相反...我認為財產是壹種罪惡，而妳認為它是必要的生活條件……”
這樣的精神沖突讓托爾斯泰覺得不能把版權留給索菲亞。因此，托爾斯泰做了壹份文件，叫做《最後遺囑》。這份遺囑和第四份大致相同。但在此期間，小女兒薩沙病重，能否承擔起守遺囑的責任還很難說。因此，托爾斯泰在遺囑中特別加了壹句:“以防萬壹，如果我的女兒亞歷山德拉·列沃夫·托爾斯泰婭在我之前去世，以上壹切將委托給我的女兒塔蒂亞娜·列沃夫·蘇爾金娜。”
這份遺囑是秘密簽署的。那是在離托爾斯泰家幾英裏遠的壹個森林裏。三個證人站在旁邊，看著托爾斯泰抄寫文件，時間是1910年7月22日。這種“秘密”的方式，當然是為了躲避妻子索菲亞，但這也讓托爾斯泰非常痛苦。
幾天後，7月31日，托爾斯泰簽署了壹份顯然是切爾特科夫起草的“遺囑說明”。這個“解釋”的重點是“防止它(即版權)在某人死後成為他的私有財產。”這個“解釋”重申了他所有的作品...在他死後沒有被任何人私人擁有。如果願意，任何人都可以出版或再版。
不僅如此，《解釋》還要求“所有手稿和文件(包括日記、草稿和信件等。)應該交給沃格爾·切爾特科夫，他會在列夫·尼克·拉傑維克(托爾斯泰)死後把它們整理出來，出版他(切爾特科夫)想出版的東西。”這無形中對之前的遺囑做了根本性的改變，把這些手稿和文件變成了只有切爾特科夫有權處理的東西。
甚至在財產方面，也變成了切爾特科夫按照托爾斯泰生前出版作品的原則行事。換句話說，出版收入也應該由切爾特科夫處理。在“說明”的最後，托爾斯泰簽下了“這份按我的要求寫的證明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意願，並完全同意其內容”的字樣。
因為最後的遺囑是“秘密”簽署的，托爾斯泰也感到不安。不久，老朋友比留科夫來訪，托爾斯泰告訴了他這件事。比留科夫認為這種做法不妥，應該在立遺囑前讓全家人都知道。托爾斯泰覺得比留科夫說得對，但又怕具體操作不行，所以事情就拖了下來。
這種拖延將不再延續。兩個多月後，65438年2月28日，索菲亞去托爾斯泰的書房找遺囑，徹底激怒了托爾斯泰。他留下壹封信後，就像他壹直以來的想法——“出走”。
幾天後，托爾斯泰在壹個小火車站去世。他的作品，後來在俄羅斯被很多人整理出版，在全世界仍然有著廣泛的影響，這讓擔心版權的人過於擔心，壹場版權風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散。然而，之前的遺囑中有壹個被忠實地執行了，那就是托爾斯泰被埋葬在離莊園不遠的神奇奇妙的峽谷邊上，在白樺樹和山毛櫸樹中間，在那裏他尋找著小時候寫著“幸福”秘密的神奇的“綠色小棍子”。沒有墓誌銘，沒有十字架，沒有樸素如晚年的托爾斯泰形象，卻成了幾乎所有藝術家和讀者都念念不忘的地方。因為它包含了壹個偉大的思考、追求、痛苦和快樂的靈魂，高如天，闊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