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崇達
我三十歲生日那天碰巧在倫敦。計劃中的旅行是在大英博物館呆壹整天。
大英博物館的主展廳不定期會有展覽。那壹天的展覽名為“生與死”:壹個長長的展臺，上面擺滿了各種藥丸和醫療器械，每壹列都屬於底部標註的主角——這裏有已經去世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最痛苦的照片，還有他在最後時刻的表情。
看著這些臉，我突然想起了病重八年，已經去世的父親。他三十歲時生了我的兒子。
我把這個展覽裏的每壹張照片，每壹個生命都來來回回的看了壹遍，不禁想，那時候的父親應該已經和我壹樣，在30歲的時候度過了人生的懵懂期。這個世界已經幫助他擺脫了天真的謊言，歲月已經悄悄地開始在他的臉上留下皺紋。那時候他應該已經和現實世界正面碰撞了。他找到了與自己的欲望和解的方法了嗎？他如何理解這個正在向他的生活走來的新生命？後來的命運如何潛伏在我父親周圍，然後終於壹點壹點地抓住了他...
我才意識到我並不真正了解我的父親，盡管我們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嚴格來說，我只是知道他的生活，我只是知道他作為父親參與我生活的故事。我並沒有真正看到和理解他。
意識到這壹點讓我非常不舒服。
我經常跟朋友說，理解是對別人最大的善意。當妳坐在壹個人面前，聽他說話，妳可以看到各種復雜而精確的情況和命運。如何最終雕琢出這樣壹個人物，思想，修行，外貌，才是悟性。有了這樣的眼睛，妳才能真正“看”到那個人，妳會發現，世界上最美的風景，是活出自己樣子和體系的人。
很明顯，我沒有“看到”父親，看到他這個樣子已經來不及了。他已經離開了我的生活。我開始擔心這樣會錯過更多的人。我的恐懼，就像壹種根本意識，植入了我的內心。
從倫敦回來壹個月後，我試圖用我僅有的記憶來構建壹篇文章，試圖盡可能多地找到我的父親，聯系到我的父親，看到我的父親——也就是殘疾。這是挽留，是告別，也是解釋內心的恐懼。
也是從那篇文章中，產生了壹種緊迫感:我應該見更多的人。這是對每壹個生命擦肩而過的人最好的尊重，也是和時間賽跑，努力留住每壹個人唯壹可行的努力。或者說理解自己的最好方式——每壹個從我們生命中路過的人，都參與到我們當中，最終構成了我們自己。
從此，寫這本書不僅僅是壹件“我想做的事”，而是壹件“我不得不做的事”——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是壹種技能，更是壹種表達，是自己和他人“看到”更多人、看到世界更多可能性、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更加完整的壹種方式。
在這種認識下，寫作註定是困難的。
在正式從事媒體工作之前，我是壹名文藝青年。我之所以成為媒體，最初是為了養活自己，同時也暗暗抱著用現實的復雜來鍛煉自己的筆力，然後回歸文學的目標。在做媒體的十壹年間，我寫了2670萬字的報道，讓我明白了媒體寫作還有另外壹個復雜而廣闊的空間，也讓我覺得自己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筆力去面對自己和自己關心的每壹個人。
然而，當我真正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發現這無疑像壹個醫生，最後我把手術刀劃到了自己身上。寫別人的時候，可以模擬對象的痛苦，但最後不壹定要承受。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每壹筆的痛苦，都能通過我打出的每壹個字，直接完整地傳達到我的心裏。直到那壹刻我才明白，也許這才是寫作的真實感受。我才明白，為什麽很多作家的第壹本書都是從自己和自己關心的部分寫起:也許壹個作家只有把自己徹底解剖壹次，才能寫出其他每壹個身體，才會有足夠的尊重和理解。
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些文章好像是從自己的骨頭裏挖出來的。那是因為我太在乎，太珍惜，把我刻在骨子裏的故事，最後通過文字壹點壹點的“展開”，展現了當時的樣子和感受。就是在寫《母親的房子》的時候，我才真正看到並理解了我永遠說不出口的母愛。在寫《皮囊》的時候，我體會到了阿泰試圖留給我的最好遺產；直到我給我的上帝朋友寫信，我才知道人們是如何需要幫助來逃離情感的巨浪的...這種寫作讓我終於“看到”了我想盡可能珍惜的人，也讓我清楚地看到了隱藏在生活中我們總要回答的問題。
人是不壹樣的，這是壹種幸運:風格不同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經歷的豐富世界。但人與人在本質上如此壹致，也是壹種幸運:如果有心，最終可以通過這部分的交流，看到彼此，相互輝映，相互溫暖。
這就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就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的人。
蔡崇達
2014 165438+10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