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光武帝沒有死心，仍然把他請到洛陽。他雖被安置在富麗堂皇的深院大宅，卻絕不肯與朝廷顯貴往來。光武帝去拜訪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禮。光武帝對他沒有辦法，說他是“狂奴故態”。
壹天，光武帝把他請進宮中，促膝談心，向他請教治國之道。嚴子陵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光武帝聽他論古涉今，說理精辟，喜得眉飛色舞。兩人壹直談到深夜，光武帝就留他同床睡覺。嚴子陵也不推辭，躺在禦床上，叉開雙腿沈沈入睡。睡到半夜，竟把壹條腿擱到皇帝身上。光武帝為了不驚動他，竟壹夜沒有睡好。
次日清晨，嚴子陵還在夢鄉，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見欽天太監驚慌失措地闖進宮門，奏道：“臣昨夜仰觀天象，發現有客星沖犯帝座，恐怕於萬歲不利，特進宮面稟。”
光武帝沈思片刻，忽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裏是什麽客星沖犯帝座，是朕與好友子陵昨夜同床而眠，他的壹條腿擱到朕身上了。”
從此，嚴子陵這個“客星”的雅號就名揚四海。他家鄉的山陳山被稱為“客星山”，橋被叫作“客星橋”。如今還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嚴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欽佩嚴子陵的人品才學，要他擔任諫議大夫。這是壹個很高的職位，但他還是不肯接受。後來幹脆不辭而別，返回故鄉余姚隱居。
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余姚請嚴子陵進京做官。他聽到消息，趕緊躲避起來，使者只得泱泱而返。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煩，他索性帶著家人，遷居桐廬富春江邊種田、釣魚。他釣魚的地方，後人稱之為“子陵灘”。“嚴子陵釣臺”，至今遺跡猶在。嚴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終老，享年八十，死後葬於余姚陳山。南宋丞相史浩有《嚴先生墓》詩道：“玉匣蛟龍已草萊，壹邱馬髦尚封培；雲臺若也標名姓，千古誰知有釣臺。”陳允平《嚴墓》詩也寫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遙想陵原松檜色，曉煙暮雨為誰青。”
嚴子陵視富貴如浮雲的氣節，千百年來壹直受到人們的敬仰。北宋名臣範仲淹仰慕嚴子陵高節，特意為他造了祠堂，並寫了壹篇傳頌千古的《嚴先生祠記》，贊他“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明著名學者徐渭在《嚴先生詞》詩中寫道：“碧水映何深，高蹤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識故人心。山靄消春雪，江風灑暮林。如聞流水引，誰聽伯牙琴。”
、“《廣陵散》（註）於今已絕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屈原《漁父》
數百年以來，人們壹遍又壹遍地描繪著竹林七賢的魏晉風度，稱頌著他們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內有曹魏集團與司馬氏之間的明爭暗鬥，以至經濟雕敝，民怨沸騰的動蕩社會中所保有的那份遺世獨立與閑情雅致，但人們也壹遍又壹遍地為了壹個人而扼腕浩嘆，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廣陵散》萬古流芳；因了《廣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裏最後的壹曲挽歌！
聆聽《廣陵散》，有壹種在金戈鐵馬的殺戮與征伐聲中體悟生命的感受，喧囂而寂寞，壓抑而憂幽。但人們可曾知道這作為曠世遺韻的《廣陵散》究竟響在了何方？！
《世說新語·雅量》中這樣寫到：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悲則悲矣，壯則壯矣！“廣陵壹曲終遺世，三尺瑤琴不復彈。”！
我看見……
淒風苦雨。
僅僅幾尺的斷頭臺上，幾個魅影，顯得陰森而猙獰。
嵇康要來了他心愛的古琴，置於臺上。
宮商角羽徽，整齊地排列著。此刻，琴弦仿佛也彌漫著某種憂郁的氣質，如臨大敵般的肅穆。
它沒曾想到，在主人的揮灑之間，自己竟成了衡量萬物與寂靜，往昔與未來；衡量人類內心真實與生活著的這份現實的壹桿標尺！
它沒曾想到，琴聲嘎止之刻，就是主人從容赴死之時。
那錚錚的琴韻聲，伴隨著昏黃瑟索的蒼穹，驟然響起……。激越昂揚，悱惻侘傺。在那壹彈壹撥之間，我分明看見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於山水之間般的詩意與沈醉。琴家（嵇康創作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與蔡邕創作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是我國古代壹組著名琴曲。）傾其畢生之余力演繹了音樂，而音樂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為這個瀕臨絕境命若懸絲的生命闡釋了它應有的高度！
“斯人已遠逝，空余黃鶴樓，白雲千載空悠悠。”當劊子手刀落之前，和著這不散的悠揚余韻，嵇康的靈魂早已循身遁離，沖破塵囂，旋伴在純凈而湛藍的天宇，讓生命回歸到了它本該回歸的原初穹窿。《廣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進行曲”與生命的杳杳之音。
絕響也響在了生命的盡頭，響給了永恒的死神。也許，這是壹種對死亡的獻祭與嘲諷，也許這也是壹種以“肯定之死”讓“否定之生”徹底輸掉的向死而生的決絕。
唉，壹切悲劇性的抵抗都源於這“恥與魑魅爭光。”的天性！與這“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的超然。（據《太平廣記》三百十七引《靈鬼誌》）
出於對自身人格的守望與對理想的執著，在魑魅魍魎的“濁世”中，嵇康“寧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協於統治集團，而終致滅頂之災；嵇康才華橫溢，儒雅、清高與孤傲，但又有著“士人”所***有的強烈 “入世”情懷，“振朝綱，興百姓”。只可惜的是，到頭來卻落了個弦斷曲殘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幾多惆悵，幾多痛惜。這種自身命運與現實政治的疏離與悖返，這種骨子裏充斥著的反主流的個體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極大的毀滅性，從而也決定了他無力成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劇命運。
“英雄無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窮途是末路”。
嵇康，這位“堂吉訶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壹身絕學而報之於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對的竟是另壹條荒蕪英雄路？！
嘆只嘆，在中國的歷史與政治長河中又何嘗鮮有這方面的先例？無非是 “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矣！”
史書也曾記載下過關於他的這樣壹個故事：
當嵇康到太行山問道時 ，很可惜道人什麽話也沒跟他說。嵇康很失望，當天就從太行山之顛下山，黃昏時，日薄西山，山間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鳥勞作壹天，從遠處歸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對著遠方的大山大叫了壹聲，但聲音很快就被淹沒，忽然他聽到了壹陣長嘯，從遠處傳來，猶如天籟之音 。那聲音穿越山澗 、溪流、叢林，從遠處而來，從道長那裏而來 ，延綿不絕，嵇康的心靈就在此時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義。那是道人給他的回答。
參透了生死，就本不該引來血光殺戮。但人間的煙火與情懷啊，太令他癡迷，太令他執著。終身研學老莊的他至死也沒弄懂的卻是“天有道，則仕；天無道，則隱。”的儒家道理，終不免有“《廣陵散》於今已絕矣！”的慨嘆與血濺斷頭臺的結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波詭雲譎的歷史又怎麽會被人們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歷史不似如此……
我無從看透這詭異的歷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與《廣陵散》的故事給我所昭示的壹個人生命題——
有壹種價值，
壹種毀滅價值的價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並不是完全估價壹切的前提！
嗟乎！“鳳兮鳳兮，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楚狂接輿歌》）。
魂兮歸來兮！嵇康不死，廣陵長吟！
註：1、《廣陵散》，古琴曲，又名《廣陵止息》。其有兩種源出，其壹：據《戰國策》及《史記》中記載：韓國大臣嚴仲子與宰相俠累有宿仇，而聶政與嚴仲子交好，他為嚴仲子而刺殺韓相，體現了壹種“士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東漢蔡邕的《琴操》中談到：聶政是戰國時期韓國人，其父因為韓王鑄劍，違了期限，被韓王所殺。聶政為父報仇行刺失敗，但他知道韓王好樂後，遂毀容，入深山，苦學琴藝10余年。身懷絕技返韓時，已無人相識。於是，找機會進宮為韓王彈琴時，從琴腹內抽出匕首刺死韓王，他自已當然也是壯烈身亡了。（現壹般是采用這個認知。）
《廣陵散》樂譜全曲***有四十五個樂段，分開指、小序、大序、正聲、亂聲、後序六個部分。正聲以前主要是表現對聶政不幸命運的同情；正聲之後則表現對聶政壯烈事跡的歌頌與贊揚。正聲是樂曲的主體部分，著重表現了聶政從怨恨到憤慨的感情發展過程，深刻地刻劃了他不畏強暴、寧死不屈的復仇意誌。全曲始終貫穿著兩個主題音調的交織、起伏和發展、變化。壹個是見於“正聲”第二段的正聲主調：另壹個是先出現在大序尾聲的亂聲主調： 正聲主調多在樂段開始處，突出了它的主導體用。亂聲主調則多用於樂段的結束，它使各種變化了的曲調歸結到壹個***同的音調之中，具有標誌段落，統壹全曲的作用。《廣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國現存古琴曲中唯壹的具有戈矛殺伐戰鬥氣氛的樂曲，直接表達了被壓迫者反抗暴君的鬥爭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藝術性。
2、“魏晉時期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註：司馬昭的親信呂饌奸汙其弟呂安之妻，反誣陷呂安不孝，嵇康為呂安辯，鐘會便借機慫恿昭，以不孝之名殺之。）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及藥及酒的關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為患害（註）”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漁父》
在竹林七賢中，惟壹可與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視為“命世大賢”（靳於中《阮嗣宗詩序》）“芳馨百代，領袖諸賢”（李京《重建阮嗣宗廟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劇哲學家尼采這樣說到：“藝術家不應當按照本來的面目看事物，而應看得更幸福，更單純，更強健，為此在他們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須有壹種朝氣與春意，有壹種常駐的酒意。”（《悲劇的誕生》）
《晉書·阮籍傳》對此有頗為生動的說明：
籍本有濟世之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時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獲免！
也許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癲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實寫照呢？也許正像狄俄尼索斯壹樣，阮籍的醉酒會不會另有他最為癲狂的含義呢？
有別於對嵇康的肯定，歷史之於阮籍多有爭論。
史家對阮籍最為深惡痛絕的“罪狀”有兩點：壹、阮籍撰寫了《為鄭沖勸晉王箋》；二、因有廢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後秉承司馬昭之命淪為間諜（定策間諜之事見《魏誌·高貴鄉公紀》）。葉夢得說：“（阮籍）應為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自應杖死。”
歷史總是以主流的姿態來蓋棺定論，而從不問其源發的究竟！
黃侃在《詠懷詩補註·自序》中這樣告訴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達情，詠懷之作，故得包羅萬象……。跡其痛哭窮路，沈醉連旬，蓋已等南郭之仰天，類子輿之鑒井，大哀在懷，非恒言所能盡，故發於詩歌。
阮籍為人在“竹林七賢”中最為復雜，心理狀態也最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慘遭橫死，也不像山濤、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馬氏做了大官。他不隱不仕，又隱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謹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謂深得“全身遠禍”之三昧。
這是歷史的障眼法！
魏晉時期，正是名教儒學與老莊玄學相互辯難與分合的時代，竹林七賢大多信奉玄學。任繼愈在《中國哲學史》中說到：“他們以宇宙的最高本體作為追求目標，希望自我與本體合而為壹，得到某種境界，用來安身立命與苦難的現實相對抗，他們追求的本體就是自然。”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導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從意識形態的範疇上說他們無疑是邊緣者與異己者，因此，懷才不遇，醉心於山水之間，酣暢淋漓於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們抒發個體情懷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鵬展翅難高飛。”是不言而喻的，這又是壹種怎樣的悲涼心境呢？其實，“大哀在懷，非恒言所能盡”者，漢魏時代也並非阮籍壹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