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名滿天下，固然是人所皆知，但孫先生終其壹生，未曾自稱過孫中山，他的壹切公私文件簽名，都壹律使用“孫文”二字，這與大家所熟知的“孫中山”名稱相去甚遠。有人說，孫先生的“中山”二字，是當年鬧革命的時候，為了便於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個名字叫“中山樵”。據說梁啟超在和革命黨論辯之時也曾稱“中山”壹辭，似有不敬之意。後來，“孫中山”壹名大行其道，為人所景仰，不過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後的事情了。（為此，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還特意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證了壹番）
孫中山，原名孫文，字逸仙，生於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間）。按唐德剛的說法，是個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至少在文化上，並非本地土著。固然，孫先生出生是在廣東香山縣（如今的中山市）翠亨村的，他家世代為農，不過，從孫先生9歲入私塾讀書的情況來看，想來他家不會是貧下中農，至少也是中農或者富農這個級別。1879年，13歲的孫中山離開家鄉到檀香山投靠長兄孫眉，由此進入當地的教會學校，讀英文，從西學，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由此看來，唐德剛先生所言非虛。
1883年的時候，受到教會的影響，孫中山想受洗入教，當比他早來異邦多年的長兄孫眉卻對此大加反對，於是孫中山壹怒之下便回到了翠亨老家。回家之後，已經是新派青年的孫中山覺得村中死氣沈沈，保守依舊，迷信依然。於是，他便和好友陸皓東幹了件壞事，把村中北帝廟的神像給砸了?（這事洪秀全當年也幹過）。這事捅下了馬蜂窩，村中長輩野老要找他們的麻煩，結果孫中山和陸皓東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去香港後，孫中山和陸皓東都受洗禮加入了基督教。後來，孫中山進入拔萃書院和中央書院讀書，繼續接受西式的中學教育。1886年，孫中山從中央書院畢業後，隨之進入博濟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學醫。在此期間，孫中山結識了陳少白等人，這幾個同齡人經常在壹起談論革命，算是偉大革命的啟蒙時期。
1892年，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開始了懸壺濟世的生活。但是，在澳門、廣州等地討生活並不順利，後來他也就逐漸對“濟世醫人”的現代郎中這份職業失去了興趣，而開始熱心於“醫國濟世”的大事業。這時，正好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舉辦維新變法培訓班，孫中山本想去和康有為結交，但因康有為要“具門生貼拜師”而作罷---要是孫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門下，歷史豈不是要重寫？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孫中山拋開廣州的業務，回到翠亨村去做壹件大事，那就是要寫壹封上書給朝中的中堂大人李鴻章。在這篇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四點救國之策，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在家關門寫了壹個多月，寫好後經好友陳少白稍加潤色，孫中山便興致勃勃的偕同陸皓東經上海北上投書。當年6月中旬，孫中山通過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等人將上書投遞上去，但令人極為失望的是，投書的結果竟然毫無下文。
話說回來，李鴻章當時是個大忙人，手下的幕僚名士滿天下，哪有時間來接見這兩個默默無名的南方青年。即使李鴻章看了孫中山的上書，估計也會因為其泛泛而談、毫無具體所指而不會留下什麽深刻印象。但是，對孫中山來說就不壹樣了，這太傷人的自尊了---好歹妳給報銷點路費啊。
李鴻章的壹個不經意，活生生把這個熱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對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鴻章九泉下有知，想必會後悔不叠呢。（如果李鴻章接受孫中山的上書會怎麽樣呢，留下他作幕僚？這也許是孫中山當時的想法，他當時可有點投靠的機會主義傾向）
1894年秋，孫中山重新回到檀香山並在此開展革命宣傳活動。當年11月，孫中山成立了壹個革命團體興中會。興中會成立後，會員壹度達到壹百三十多人，甚至連孫中山的長兄孫眉也加入了。不過，興中會並不是清末歷史上的第壹個革命團體，因為在他們之前（壹說1890年，壹說1892年），楊衢雲便和他的壹幫同誌們搞了壹個輔仁學社的組織，其宗旨比如“推翻清廷，建立合眾國”等，和孫中山的興中會幾乎壹模壹樣。
1895年1月，孫中山回到香港後，經過***同的友人尤列引見，興中會和輔仁學社壹拍即合，並決定將兩個團體合並，組建聯合組織，名字還是叫興中會（興中會的名字氣派點，不像輔仁學社那樣過於文縐縐的）。後來，孔祥熙等壹幫子山西青年也搞了個團體叫興中會（和孫中山的興中會毫無關系）---看來，興中會這個名字是夠響亮，連起名都起重了。
合並後的興中會搞的第壹件大事，便是計劃在廣州搞起義。1895年10月26日，在楊衢雲、孫中山等人的組織下，各路起義隊伍（主要是會黨分子）約定以紅帶纏臂作為標記，隨後相繼潛入廣州。當時起義的軍旗都準備好了，那就是陸皓東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不料，此時作為主力的楊衢雲壹路人馬和汕頭的壹隊未能按照計劃及時趕到廣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結果孫中山只好及時的解散隊伍，計劃中的廣州起義未經發動便告流產。起義流產後，清兵四出搜查，搗毀了興中會在廣州的分支機構，陸皓東不幸被捕殺害，成為近代歷史上為革命獻身的第壹人。
經過這個事後，孫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緝和港督的驅逐，最後連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東渡日本神戶。到了日本後，孫中山發現自己成了名人，連日本的報紙上都登載了他這個“革命通緝犯”的事跡。孫中山在橫濱後，剪辮易發，隨後便前往檀香山，他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孫科（5歲）在長兄孫眉的資助下，當時都在那裏避難。
在美國呆了幾個月後，孫中山前往英國，打算繞道遠東回香港去，不過，這時又發生了壹個大事件，這便是孫中山的“倫敦被難”。這個事情說來也是蹊蹺，孫中山在倫敦街上好好的走著，突然被大清駐英使館人員誘捕綁架，估計當時清使館人員是打算把這個通緝犯送回國內獻功的（也有人說是孫中山自己走進駐英使館的）。
危機時刻，孫中山通過英籍女管家赫葦太太（Mrs Howe）和雇工科爾（Cole）的幫助，向自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康特利（James Cantlie）和孟森（P.Manson）緊急求救，結果這兩位先生立刻行動起來，他們壹面向警局報案，壹面通過報紙把這事給大肆張揚出去，結果導致英國輿論壹片嘩然，英國外交部也向清使館提出抗議，要求他們立刻將孫中山釋放。在英國外交部的強硬壓力下，清使館只得將孫中山無條件釋放。
清使館沒想到的是，他們這種不合外交慣例的愚蠢行為反幫了孫中山的大忙。孫中山被放出來後，立刻向各大英文報紙遍發感謝信，感謝報界和英國大使館的仗義相救，後來又用英文寫了壹本《倫敦被難記》的小冊子，使得這個事件越炒越熱，當時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媒體都對這個綁架事件進行深入報道並加以評論，由此中國革命黨人開始為世界輿論所關註，孫中山也由此成為壹顆冉冉上升的國際政治明星，以至於國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1897年，孫中山離開英國，前往日本，結識了壹些日本的上流人士如犬養毅、宮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在這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下，孫中山在日本廣泛的開展了革命工作。
1900年，正值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當時北方局勢壹片混亂，慈禧太後挾光緒皇帝逃往西安，孫中山認為時機成熟，開始他企圖聯絡李鴻章策劃廣東獨立，未果，隨後又在當年10月派鄭士良率會黨600 人發動了惠州起義，開始的時候起義軍壹度擊敗清軍，並很快占領了清安、大鵬至惠州、平海壹帶沿海地區，向福建廈門方向挺進。但後來由於日本奸商所賣的武器多為廢品，而後繼的軍火又接濟不上，起義軍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其所造成的影響與1895年的那次廣州起義完全兩樣。正如孫中山所言，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但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壹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據此，孫中山“心中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不過，高興歸高興，後來清廷開始實行新政，國際上的壓力減輕，而孫中山這兩年雖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也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孫中山也自覺無趣，於是便於1903年9月底離開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壹去嚇壹跳，孫中山發現自己的革命發源地早已被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派占據，而自己親手創立的興中會竟然早已不見蹤影。失望之余，孫中山和保皇派展開了大論戰，無奈保皇派勢力坐大，無法撼動他們的地位。憤然之下，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門致公堂，被封為洪棍（洪門中的“清貴”之職，地位雖高但無實權）。這壹年多時間裏，恐怕是孫中山這輩子最郁悶的時候。
不過，後來時來運轉，1905年春，孫中山突然接到壹群湖北籍留歐學生的來函並匯有八千法郎，邀請他到歐洲壹遊。原來，當時張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學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鬧事，把老張弄得是頭皮發麻，後來他心生壹計，何不用公款將他們送出國外，既可以讓自己的地頭清靜，也博得善教愛才之名。不過，在派送的時候，張之洞特意留了個心眼，那就是鬧騰動靜小的送日本，動靜大的就送歐洲---這樣離得遠壹點嘛。
當時在歐洲的那些湖北官費留學生個個都很有財，他們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費又充足，日子過得逍遙自在。貧困催反心，這飽暖有時也會鬧革命（君不見參加辛亥革命的革命黨、留學生大都為富家子弟）。這些官費留學生到歐洲後又想搞點革命活動，但苦於沒有帶頭大哥，難有影響。後來，他們聽說孫中山在歐洲的名聲很大，這時恰好有個叫劉成禺的留學生和孫中山有過交往，於是便通過他將孫中山邀請過來，以壯聲勢。孫中山接到這筆巨款，當然喜不自禁，很快便樂滋滋的逃離美國，前往歐洲。
到歐洲後，孫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設民國，平均地權”，立馬把那些小革命黨唬得壹楞壹楞的。由此，孫中山便在他們的資助下，借機在歐洲各大城市如布魯塞爾、柏林、巴黎兜了壹圈，將他的十六字綱領大加宣傳壹番後便直接去了日本。
當時的日本還有更大的事情等著孫中山。1905年的時候，由於清廷鼓勵留學特別是留學日本，當時在日本的留學生已經有近萬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東京。在那些留學生中，以黃興最為知名。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今長沙）人，他早年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中過秀才；1898年進武昌兩湖書院深造，1902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書院速成師範科學習，曾經組織過拒俄義勇隊。黃興後來又回長沙與宋教仁、張繼、吳祿貞、劉揆壹籌人建立了華興會，並自任會長。1904年，黃興籌劃長沙起義失敗後亡命日本，是留學生中響當當的革命實力派。華興會和長江中下遊的哥老會多有聯系，除了黃興、宋教仁、趙聲等頭頭逃到日本外，其成員多隱身於新軍、新式學堂來自教堂和巡警等機構中。
在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的引見下，孫中山和黃興兩人進行了首次“偉人的握手”。兩人初次會面後便壹見如故，“談論極洽”。隨後，孫中山又在《二十世紀之支那》（華興會的機關報）會晤了華興會的另外壹些骨幹分子如宋教仁和陳天華等人，決定聯合在日的各革命團體，組織壹個統壹的革命大團體，這就是後來的中國同盟會。
當時比較有影響的革命團體除了華興會之外，還有光復會。光復會主要以江蘇、浙江、安徽的留學生為主，成員包括徐錫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會長為曾經中過進士的蔡元培，光復會和江浙壹帶的青幫關系也很緊密。另外，還有壹個由湖北青年組織的“科學補習所”，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湖北新軍中，社員有曹亞伯等人。
1905年7月30日，中國同盟會預備會議在東京赤阪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中舉行（日本人對中國革命抱有濃厚的興趣，其動機頗令人猜疑），當時參會的有76人，來自湖南、湖北、廣東、江西、浙江等十個省，其中就包括孫中山、黃興、宋教仁、汪精衛、陳天華、張繼、馬君武、朱執信、曹亞伯等人。會議最後確定革命的聯合團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宗旨便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
半個月後，日本留學生界召開了歡迎孫中山的大會，這次大會來了壹千多的留日學生，人頭攢動，規模空前。在大家的翹首以盼中，孫中山來了！只見孫先生頭戴草帽，身穿白嗶嘰西裝，臺上壹站，帽子壹摘，向下壹揮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級革命家的風度！
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激情澎湃，其演講口才也的確有過人之處（要不他外號怎麽叫“孫大炮”呢）。通過這次演講，孫中山壹炮而紅，在場的留學生們聽得如癡如醉，然後這些人又把孫中山的威名傳遍在日留學生，進而傳到整個華人世界，奠定了孫中山不可動搖的革命領袖地位。
再過壹個星期後，也就是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當天到會者便有上百人之多。成立大會上，孫中山被選舉為總理，同盟會機構則按三權分立的形式，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分庶務、內務、外務、書記、會計、調查六科，黃興擔任庶務總幹事，地位僅次於孫中山，馬君武、陳天華為書記，朱炳麟任內務，廖仲愷任外務；評議部議長為汪精衛，議員有曹亞伯、馮自由、胡漢民、熊克武、吳玉章、朱執信、秋瑾等人；司法部判事長為鄧家彥，張繼、何天瀚任判事，宋教仁為檢事。
同盟會成立後，在黃興的提議下，宋教仁等人主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改名為《民報》，作為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1905年11月26日，《民報》第壹號出版，孫中山為《民報》作發刊詞，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宗旨概括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也就是後來為人們所熟悉的三民主義了。
同盟會的成立，開創了清末革命的新紀元，革命事業由此上了壹個新臺階。不到壹年，參加同盟會的會員便激增到壹萬多人，“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會黨無不同趨於壹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從此革命風潮壹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從此後，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性的革命團體，便開始成為清末革命的領導中心。正如孫中山後來說的，“自同盟會成立之後，集合全國之英俊，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正所謂，晚清風雲起激蕩，立憲派風波未平，革命者後來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