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修（1860—1929），字範孫，被尊為南開“校父”，與張伯苓等人先後創辦南開系列學校。周恩來則是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學生，從南開中學開始，周與嚴就有很多往來。1913年，15歲的周恩來入南開後很快顯露出品學兼優的才能，得到嚴修的格外賞識。經濟上嚴修和張伯苓校長經常資助周恩來，讓他為學校刻蠟板或抄寫講義，以補助膳食費。入學第二年，嚴修破例批準他為南開學校唯壹免交學費的學生。1917年，周恩來以平均89.72分的優異成績從南開學校畢業。嚴修對這個年輕人寄予厚望，非常寵愛他，甚至想要這位19歲的青年作他的乘龍快婿，此事傳為壹時佳話。後來周恩來彬彬有禮的拒絕了這門親事，嚴修不僅沒有生氣反而更加敬重這位不圖財富努力選擇自己道路的年輕人，他壹如既往的資助他，在嚴修的幫助下這年周恩來赴日本求學。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來再入南開，成為南開學校大學部第壹屆文科學生。
周恩來入大學後，積極投身“五四”愛國革命運動，成為天津青年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者。 1920年1月，他因領導學生運動遭到反動當局逮捕身陷囹圄，經多方營救才得以出獄。嚴修為了保護好這位被他譽為有“宰相之材”的年輕人，他與張伯苓商量以他在南開設立的“範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出國深造。這壹年，嚴修捐款七千元銀洋，設置“範孫獎學金” ，選派南開大學最優秀學生出國深造。他們壹致同意派周恩來出國留學。在南開校董事會上研究和征求部有關人員的意見時，大家也壹致認為周恩來符合條件，同意派其出國留學。為了給周恩來創造更好的留學條件，嚴修還特意給駐英國公使顧維鈞寫信，介紹周恩來的情況，推薦他去英國留學。這年借助“範孫獎學金”出國留學的還有李福景。後來李福景之子李競的回憶，周恩來1962年還提到此事，說他在法國的留學費用不是靠勤工儉學，而是“範孫獎學金”，正是“範孫獎學金” 起了資助革命的作用。
到達歐洲後，周恩來壹直與嚴修書信往還，保持密切聯系。嚴為資助周恩來，特在嚴家帳目上為其立了戶頭。除第壹年留學費用是交給周恩來支票，讓他親自帶走外，以後的學費，都是嚴修讓人轉寄的，每半年壹次，準時不誤。如 1921年嚴修日記載有：“2月 27日“李琴湘來（李福景的父親），余將補助周恩來、李福景之學費，交伊持去”。為了感激嚴修對周恩來的資助，1922年春節，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特去拜謝嚴修。嚴修在經濟上的幫助，使周恩來免受饑餒之苦，也不必像其他旅歐學生那樣勤工儉學，這使他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去從事革命活動。
由於“範孫獎學金”的資助，周恩來的留學生涯實際上成了他對西歐這壹資產階級革命及工業革命發祥地的實地考察。他旅歐時的活動中心是巴黎，間或往返於比利時及德國等地，從事革命考察和領導工作。在較為系統地考察中，周恩來依據親眼所見，對真理做了進壹步的求索，並重構了自己的思想，確定了***產主義的信仰，並成為中***旅歐總支書記。由於周恩來在歐洲從事革命活動，有人就勸嚴修不要再給周恩來以資助，但他不為所動，以“人各有誌”奉答，繼續寄錢給周恩來。
全國解放後，周恩來總理於1950年在中南海西華廳設便宴招待張伯苓校長，當時在場的張希陸（張伯苓的兒子）回憶，總理曾說：“我在歐洲時，有人對嚴先生說，不要再幫助周恩來，因為他參加了***產黨。嚴先生說：‘人各有誌’。他是清朝的官，能說出這種話，我對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對他人格的認識。吃飯時，端上壹碗湯來。總理又深情地說：“老先生就像壹碗高湯，清而有味，是封建社會壹個好人。”周總理對嚴修老先生的資助始終未曾忘懷。
相關鏈接：周恩來在法國的足跡
幾年前，我曾兩次訪問歐洲。在巴黎，友人應我的懇求，帶我尋訪周恩來當年在巴黎的時光和足跡，使我終生難忘。今年適逢周恩來總理誕辰110周年，謹追憶尋訪歷程，以寄懷念之情。
在巴黎上千條街道中，位於巴黎13區“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毫不起眼，連陪同我的西蒙夫人也很吃驚，連連詢問多次才找到了這個偏僻小巷。
但走進戈德弗魯瓦街，沒幾步就能看到壹面墻上鑲嵌著壹方墨綠色的大理石紀念牌，上面是周恩來的銅質正面浮雕頭像，頭像下面刻著鄧小平題寫的“周恩來”三個中文金字，並配有法文說明：“周恩來，1922年——1924年在法國期間曾經居住在此。” 這塊紀念牌是1979年法國政府為了紀念周恩來而特別設立的。
周恩來當年居住的小旅館就緊挨著這塊紀念牌。這家旅館是壹棟幹凈整齊的三層小樓，法國旅遊局的銅牌表明這是壹家二星級旅店。老板是壹對華人夫婦。
女主人告訴我們，2001年，她和丈夫想要開壹家旅館，通過中介找到了這處旅館。“我們發現，小旅館不但整潔標致，而且舒服溫馨，就毫不猶豫地接手了。當時還不知道周總理曾在這裏生活過。”她認為自己很幸運：“我們去中國銀行巴黎分行貸款時，他們壹聽說是周總理住過的房子，還給了我們壹些優惠。”旅館的1號住房，便是當年周恩來住過的那壹間。這是壹個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間。女主人告訴我，前來住宿的中國人並不多，但專程來參觀的中國人卻不少。周恩來的侄子和侄孫、蔡暢的女兒，還有那些研究歷史的中國學者，都曾特意來這裏小住。在房子沒有被改造前，鄧穎超也曾來這裏看過。
1920年11月，22歲的周恩來來到了巴黎。1946年，周恩來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曾說：“當時正值大戰之後，在法國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讀……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國內報紙訂合同，給它們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壹面讀書，壹面寫文章。”據史料記載，周恩來主要為天津《益世報》《新民意報》寫文章。有影響的有長達二萬五千字的長篇通信《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在天津《益世報》上分十天連續刊載。那時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周恩來從法國發回的通訊報導。
同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聶榮臻後來在自己回憶錄中寫道：“恩來在法國的生活十分艱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17號壹家小旅館三樓第16號房間，唯壹的壹間住房不到10平方米，除了壹張單人床和壹張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別的東西，真可以說是"身居鬥室"。這裏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們辦刊物和進行黨團活動的中心。人多了，實在裝不下，就只好到廣場附近的壹家咖啡館活動。每當我到恩來那裏，總見他不是在找人談話，就是在伏案奮筆疾書。吃飯常常是幾片面包，壹碟蔬菜，有時連蔬菜也沒有，只有面包就著開水吃。”
我翻閱了“留言薄”，許多是中國遊客寫的，也有用法文、英文、俄文寫的。鄧穎超和他們的侄子、侄女都留有筆跡，幾任駐法大使：韓克華、黃鎮、姚廣、吳建民……都有簽名。壹位前蘇聯漢學家伊凡諾夫訪問後留下深情的題詞。他說：“……周同誌是壹位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國際***產主義運動偉大的戰士……他從這裏起始，壹生奉獻於***產主義事業，畢其壹生……他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也是世界人民的偉大兒子……我們永遠懷念他。”
我就要離開時，在住房壹角壹個不起眼的展櫃裏，偶然發現了壹件從來沒有看到過的珍貴文物，淡黃紙復印件，是周恩來1929年7月下旬回國的時候，帶回旅歐中國***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給團中央的壹封報告。裏面寫著對他的評語：“周恩來——浙江，年二十六，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啟（起）人，他是其中的壹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1924年7月20日。”可惜我沒有攝像、復制，只能手抄，至今保存在我的《出訪筆記》中。
告別法中友協秘書長西蒙夫人時，我對她陪我尋訪周恩來巴黎故居表示深情地謝意。她卻說：“周恩來是世界名人，和平的旗手，我壹向尊重他。今天有機會陪中國友人尋訪他當年在法國的故居，也是我的榮幸。我又知道了許多，使我更加欽佩這位偉人。我永遠會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