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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修建三峽大壩,9位專家拒絕在同意書上簽字,其顧慮發生沒?

西起重慶奉節,東至湖北宜昌,全長193千米的長江三峽, 是我國“基建狂魔”稱號的時代印記。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佇立在萬裏長江上的人造奇跡,不僅給我國帶來了上千億的清潔電源,也造福了這壹方土地上的百姓。

如今的三峽,已經成為了人們外出 旅遊 打卡的必備景點之壹,如果追溯它的起源,其實早在1918年,孫中山同誌就提出了興建三峽工程的設想: “建造攔水的大壩,既能使得航運便利,又可以利用地勢之差,帶來水力。”

這壹設想,在當時的 歷史 條件下,結合長江水能的實際規模,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三峽大壩的修建上,花費了將近2000億人民幣,這壹天文數字,可以養活多少百姓,因此在三峽工程設計之初,自然存在壹些反對的聲音。

1992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京召開,審議通過 《關於興建三峽工程的決議》

在上呈國務院的專家團隊意見表決書中,九位專家拒絕簽名,他們分別是: 李玉光、侯學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郭來喜、黃元鎮、方宗岱,以及廖文權

郭來喜為主的九位專家,為何會壹致反對修建三峽大壩?他們所反對的理由,或者所擔心的危害,是不是真的會發生?

這個帶著反對意見的表決書,至今還珍藏在國家文物保管所,可見其 歷史 意義,對於邁向21世紀新征程的中國,是十分深刻的。

作為孕育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母親河,萬裏長江九曲回腸,水文豐富。

1932年,國民政府為開發揚子江上遊水力,首次組織專業勘測隊,在三峽進行了將近三個月的勘查測量,初步提出了在黃陵廟以及葛洲壩進行水庫建設的方案。

1944年,受國民政府委托,美國專家薩梵奇在三峽進行實地考察,提出了 《三峽——揚子江計劃初步報告》 ,2年後,國民政府和美國正式簽訂合約,委派美國墾務局代理負責三峽大壩的設計工程。

次年春,國統區通貨膨脹嚴重,經濟 社會 壹片混亂,隨著解放戰爭拉開帷幕,連連退敗的國民黨政府撤回了美國技術人員,三峽水電設計工作被迫停止,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再次提上日程。

1950年初, 由國務院直接督辦的長江水利委員會在武漢正式成立。

長江水利委員會成立後,首先規劃建設了 “荊江段分洪工程”

這個工程的第壹期,由30萬軍民參與,在短短75天之內爭分奪秒的興建完工,速度之快震驚了中外水利界,極大的緩解了長江上遊噸量巨大且頻繁來臨的洪水,確保了荊江大堤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然而南方汛期反復無常,泄洪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舉措。

1953年,毛主席聽取長江幹流水庫規劃工作報告,言簡意賅地指出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必要性: “這麽多大水庫依然無法控制洪水,為什麽不在三峽這個總閘上就把它關起來?”

在有關部門和專業人士的通力合作下,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的科研、勘探、設計論證工作全面展開。

1955年3月,壹批蘇聯專家抵達武漢,在長江水利委員會第七地形勘測隊的帶領下,深入調研三峽地區 地貌單元、巖層屬性、水文狀況 等多方面條件。

然而在同年年底,周總理在聽取國內專家和蘇聯專家的意見時,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蘇聯專家認為,三峽工程規模巨大,基本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性,而國內學者則認為,三峽大壩的建立,可以起到 “上調蓄、下補償” 的整體效益。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敢闖敢幹的民族,為了充分利用長江流域高達五億千瓦的水力資源,保障長江中下遊地區民眾生存的長遠發展,1958年,在中***中央成都工作會議上,周總理正式報告批準了 《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

“二五”期間,水電部組織100余名專家在三峽研究壩址,並計劃投資4億元, 於1961年正式動工。

然而由於國際形勢,蘇聯方面撤回了有關專家和資金技術支援,國內也遭遇糧食欠收和經濟困難,三峽工程的原定計劃不得不進行調整。

直到1970年年底,中***中央批準了武漢軍區和湖北省報告的“葛洲壩工程”,為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三峽打下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四個現代化建設擺在了國家發展方向的重點議程之上。

自1986年起,鄧小平同誌多次聽取了三峽工程相關工作匯報。

作為帶動中部地區發展的極具潛力的項目,他明確指出:

在黨中央的指導下,國務院組織了14個專家團隊,對三峽工程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可行性論證,壹致認為“早建比晚建好,建比不建好”,規劃三峽大壩初步方案為高185米,蓄水位175米。

然而直到1993年,三峽工程才正式開始動工,可見其中的困難艱巨。

1992年,在提請第七屆全國人大審議的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中,這個被預估為世界上最大水利發電工程的三峽大壩, 水庫淹沒區域覆蓋湖北、重慶等20多個區縣,3400萬平方米的住宅房屋,預計移民人數將達到110多萬

如此巨大的規模,在我國基礎建設行業堪稱史無前例,從當時國民經濟狀況和各方面的實際考量下,說服民眾、籌集資金、設備招標等方面,都是空前的挑戰。

因此三峽到底 “該建還是不該建”、“建在哪最好”、“怎麽建最好” ,各種意見眾說紛紜。

在七屆五中投票表決《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前夕,以郭來喜為主的九位專家公開表示拒絕在同意書上簽字,而結合九位專家的學術背景,他們的反對意見自然不是空口無憑,或者泛泛而談。

以兩位學者為例:郭來喜教授,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成員,中國第壹個國家級 旅遊 地理研究組織創建者,主持的省市級 旅遊 地理規劃項目多達13個;侯學煜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國自然資源研究會首屆理事長,中國生態學、植被學、土壤學的奠基者之壹。

其壹,九位專家認為三峽大壩的攔截,不僅會造成上億噸的泥沙囤積,魚類的洄遊也會被迫中斷,超過500多種陸生珍稀植物在三峽完全蓄水後會被全部淹沒,這將對長江水域生態多樣性帶來不可挽回的打擊。

其二,三峽大壩靜態投資預計為1350億人民幣,這其中還不包括原有城鎮的損毀價值,如此巨大的資金在當時的國力之下,完全可以直接用來改善國民生活條件。

而被包圍在內的水庫覆蓋區,也還留有許多不可搬遷的古代建築和文物, 這壹破壞性也是不可挽回的。

其三,三峽大壩總設計長約2300米,全線澆築高度達185米,完工後便會壹舉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壩,如此巨大的目標,在當時國際局勢的嚴峻氛圍下,也不由得擔心其成為國防建設的負擔之壹。

時至今日,仍有“炸毀三峽大壩以毀滅中國”的謬論之談。

反對建設三峽大壩的意見還有很多版本,但最能引發人們思考的,還是前兩條。

關於生物多樣性的擔憂,確實在三峽大壩建成後,類似於中華鱘這樣的國家壹級重點保護動物,在生存繁殖上面臨了巨大的挑戰。

而位於三峽周邊的巴楚文明, 也有將近1200多個重點文物建築。

從多方面的考量出發,除了九位公開聯名反對的專家之外,在七屆五中全會的最終表決上,也有壹部分代表選擇了棄權。

這些人的觀點,僅僅是從自然生態利益以及傳統文化保護的角度出發,展示了政府決策的多元性,而絕不是站在國家的對立面,來汙名化三峽大壩的建設。

壹千個人心中有壹千個哈姆雷特, 壹個方案如果沒有任何的不同意見,是不切實際的。

三峽大壩從討論研究到實地勘測、從可行性分析到正式落地動工,自始至終都是公開、透明、專業化的決策氛圍,也只有在前期調研中,吸取多方面的意見,才能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

正是存在以這九位專家為代表的反對意見,在三峽的施工過程中,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護、文物保護、堤壩設計等等方面,都從科學性、可持續性等多方面進行反復研究,而不僅僅是將目光放在短暫的經濟效益上。

隨著實踐的發展,三峽工程的全局性和正確性也逐步顯現。

全國人大通過三峽工程的決議後,為保證項目順利實施,國務院在1993年1月成立了三峽建設委員會,由李鵬同誌擔任委員會主任,直接領導管理三峽工程建設的有關工作。

同時,負責移民工作的三峽工程移民開發局,也在三峽建設委員會的督辦下正式成立。

1993年夏,中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獲批成立, 負責三峽大壩主體工程建設和建成後的運營管理。

為了籌集資金,中國三峽總公司和國家對外貿易經濟部開展對外合作,1996年,國家批準發行三峽債券,首次發行債券認購總額便高達10億人民幣。

1997年11月8日,在完成了1.4億立方米的土石方開挖後,三峽工程第壹階段的大江截流目標圓滿完成。

而為二期、三期工程準備的各項招標工作也在國際 社會 上取得了強烈反響, 德國、瑞士、法國、加拿大 等多國的知名企業,在水輪發電機的國際采購招標中中標建造。

二期工程從1998年持續到2003年,耗時六年才徹底完成,實現了水庫的初期蓄水、第壹批發電機組正常運營和永久船閘正式疏通。

直到2009年, 全部機組發電和樞紐工程全體竣工,三峽工程全部施工任務才宣告完成。

從1993年到2009年,三峽工程總工期耗時17年,總投資2039億人民幣,主體建築物三峽大壩,蓄水庫容393億立方米,左右安裝的32臺7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以及2臺5萬千瓦電源站,總裝機容量達2250萬千瓦,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水利樞紐工程的紀錄保持者。

三峽工程帶來的水文發電,全年累計近壹千億千瓦,相當於降低了五千多萬噸煤的使用,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近壹億噸,換算成GDP,三峽壹年所產生的電能,相當於為國家創造了壹萬億元產值,而在西電東送工程中,三峽電力所輻射的範圍也遍布數十個省份。

自1992年起,文物部門便在三峽周邊進行搶救性發掘, 在2009年全部蓄水完成之前,已經對所有文物進行保護完畢。

而對於攔河築壩改變上下遊水文特征的必然結果,中國三峽集團在魚類保護、增殖放流、植物野外遷地管理等多方面開展了後續工作。

2013年,三峽集團在長江宜昌江段放流了中華鱘幼魚八千余尾,胭脂魚兩千余尾,在三峽庫區的天然生態漁場中, 放流的經濟魚類總***達到1300萬尾。

以中華鱘研究所為基礎的水生生物資源保護研究平臺,在珍稀魚類的保護和科普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三峽庫區多達 129座城鎮、將近114萬移民 的巨量級安置工作中,45%的三峽工程投資資金都用於此。

通過就近搬遷、舉家搬遷等開發性移民,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多元產業建設,也帶動了就業率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從三峽大壩延及長江中下遊,直至河口相關地區,27個重點監測站,全年無休實時監測,覆蓋的監測內容包括 水文、農業、濕地、大氣、地震 ,以及人群 健康 等十幾個項目。

2014年夏季,三峽大壩 旅遊 景點正式對遊客免費開放,單日接待遊客上限為4萬人,帶動了附近地區第三產業的階梯式增長。

四百裏的長江三峽風光,成為了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壹。

壹期工程結束後,長江水位從66米提高到88米,二期工程水位提升至135米,三期完工後最終水位提升至175米,而在貫徹穩生態、保質量的長期施工方案下,水位的上漲幅度基本容納在自然條件可以接受的範圍。

如今的三峽航道上,上萬噸的船隊可以直達重慶,三峽大壩在 防洪、灌溉、發電、 旅遊 等等方面的效益,到目前為止都是世界上任何水利設施無法超越的。

當初在資源緊張的條件下,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的三峽工程,如今反哺給中國的效益,遠遠大過了人們的想象。

三峽工程橫跨兩個世紀,耗時之久前所未有,也彰顯了我國國力逐步發展的事實。

有人擔憂水庫變“泥庫”,而經過 水文學、泥沙模型、泄槽結構 等多方面設計的堤壩,不僅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長江流域的生態條件,更是日日俱新。

在他看來,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追求經濟效益,永遠不是對立的,而是合而大同、***生***榮的良性循環。

三峽工程的建設,是在綜合考慮防洪抗災、水利航運、清潔能源等多方面基礎上,作出的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的正確決定。

它在泄洪能力、升船機效力、水電站總裝機等十個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也用多年的檢測數據表明,我國的經濟發展,絕不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

2021年1月1日,長江、漢江幹流武漢段進入十年休漁期, 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舉措。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只有在良性的開發之上,合理利用資源,規避自然災害風險,我們才能讓子孫後代,經濟發展、生活富裕,邁向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