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說二十年來的“文化熱點人物”，錢鐘書無人能比，占盡風光。十分奇妙的是，他的書不管好讀的還是難懂的，壹律暢銷；他不愛與世人交接，而壹舉壹動片言只語凡為人探知者，便會揭諸報端，大似“咳唾自成珠”；關於他有專門的期刊《錢鐘書研究》，並有“錢學”名目，歷年來談論錢鐘書的文章，單目錄便可以印成壹部不薄的書；對錢鐘書的贊譽之辭，大概也到了後人無法再超越的地步——叫作“文化昆侖”。但幾乎是個諷刺，錢鐘書的字是“默存”。“默默者存”，語出漢人揚雄。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為他取這個字，是作為警告的。
錢鐘書對父親的這壹警告，經過壹生的周折，該是體會得很深了吧。他去世以後，很多人發表了追憶的文章，我讀後印象特別深的，有兩位年輕人——董磊、孫小玲所寫的壹篇。他們受托去錢家取壹份校樣，閑談中，錢鐘書對這兩位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了如下的告誡（是1992年之事）:
壹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如果他是壹個表裏不壹的人，他可能會抓住妳話中的漏洞從妳身後邊捅妳壹刀，把妳賣了；知果他是壹個軟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嚇、威脅下，他可能會作壹些偽證，捏造壹些無中生有的事件來；如果他是壹個正直誠實的人，他可能會十分坦率地承認壹些對妳十分不利的事情；知果他是壹個可以信賴的知心朋友，他可能會因為保護妳而棲牲了他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與人言，可不慎哉！”這雖然是古訓，但像錢先生這樣，說得如此危機四伏、令人驚悚，卻也不多見。這是他對青年的關心；在這背後，是禍福無端、動輒得咎的中國社會的陰森之影。
錢鐘書是深察人心的，對社會變動中隱伏的危險，他也有智者的敏感。在《圍城》之後，他曾著手寫另壹部長篇小說《百合心》，已經有了約兩萬字，據說1949年從上海遷家北京時，把稿子弄丟了。“假如寫得成，應該比《圍城》好些”―錢鐘書後來說起。這未成的《百合心》，令人們感到惋惜。但丟了稿子，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吧？他從1949年以後，根本就不再寫小說。《圍城》問世之初，就曾受到來自左翼的抨擊；按照自已的路子寫下去，將有什麽結果，錢鐘書不會不知道。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他也沒有掉進去。這年春天，錢氏去湖北省親，途中作有《赴鄂道中》五絕句，其中壹首寫道：“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那時不少人正“鳴”得熱鬧，錢鐘書卻感覺到“雨將來”了。1958年出版的《宋詩選註》因註釋與評論之精而享有盛譽；多年後錢鐘書說出了自己的不滿。我們現在來看這書的選目和那篇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洋洋灑灑的長序，能夠體會到錢鐘書怎樣機警地在發揮個人見解與“盡可能地適應氣候”(《模糊的銅鏡》,1988年）之間找到表述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錢鐘書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沖擊（據說還被壹個暴徒打了壹耳光，這也可以載入史冊了），但相比於許多人，總算是平安的。有人推測他未遭更大的厄運，同他曾擔任《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人有關（海外更謠傳他是毛的英文秘書），這也許有道理；但歸根結底，錢鐘書在政治上素來的謹重不妄言，才是至關緊要的吧。
但回到前面提及的董、孫文章所述錢鐘書之言，那裏面難道不是透露著憤世之情嗎，而壹個真正老於世故的人，既知不該隨便對人說話，又怎肯對兩個陌生人將這道理說得如此尖銳，這時錢鐘書還是任性的。是的，加果錢鐘書只是壹個謹慎自守的淵博學者，我們對他的敬慕也將是很有限的。我從別人的文章和口述中知道的錢鐘書，實有不少動人的故事。譬如，黃永玉記“文革”中錢鐘書拒絕參與“國宴”，別人拿“江青同誌點名”來壓他，他也不理；別人讓他稱病推托，他還不願，只笑嘻嘻說：“我身體很好。我不去，哈！'‘又譬如在1988年6月3日的《光明日報》上，刊出過在錢鐘書而言是很特別的文章——《報紙的開放是大趨勢》；在這前後，我們知道錢鐘書還參加過幾次簽名。誠然，錢鐘書尋常對於政治是不多說話的，但他內心裏對國事的關切、對壹切荒謬事態的感憤恐怕絕非淡薄。所以，他雖然聰明而潔身自好，對文化人趨炎附勢、獻媚邀寵、曲學阿世的行徑，卻也有著怎麽也按捺不下去的鄙視與厭惡．這到底也是他對政治的間接反應。陳丹晨記載：“錢先生平日最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裏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他罵他們是市儈、風派……每當他生動地描述這些人物和事件時，他就顯得激動、憤怒，但又是機智、幽默而尖銳，……”這方面的事例甚多。如錢鐘書致吳忠匡信，對“文革”中郭沫若、章士釗迎合“上意”而作的《李白與杜甫》和《柳文指要》嗤之以鼻，不屑壹顧。還有壹樁事，後來引發了宗璞（馮友蘭之女）與錢夫人楊絳之間的筆墨官司：據說，錢鐘書1979年訪美，在斯坦福大學的壹個座談會上．“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與會的莊因教授稱，“他說，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壹點知識分子的節操觀念。又說，馮友蘭最不應該的是出賣朋友”。（《錢鐘書印象》，臺灣《聯合報》1979年6月3日；又詳情可見穆正平《楊絳、宗璞筆墨官司的來龍去脈》，《中華讀書報》1998年9月30日）
還有壹樁關於錢鐘書夫婦與鄰居打架的故事，從前多次在別人的文章裏被提起，楊絳大概為了為歷史存證，把他們同鄰居夫婦（她稱之為“革命男女”）沖突的經歷，詳細記載了下來。細節之壹，是錢鐘書在“革命男子”身上揣了“許多大腳印，橫橫斜斜的，壹腳壹腳從膝部直揣到肚皮上”。這故事讀起來令人忍俊不禁，想到錢鐘書的文章都是用手寫的，用腳寫的這壹篇別具風采，可惜被楊絳當場“輕輕撣去了”。
莊子教導學生，說是“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莊子·山木篇》），錢鐘書呢，處乎默與非默之間？我想，許多人喜愛錢鐘書，不只為他那驚世的博學與才華，也為他的品格和性清。他是尖刻的，又常是單純的；他是謹重的，又常是任性的。說錢鐘書的人，多言他“可親可敬”，我讀他的文章看他的相片，首先覺得可愛〔這話太越份無奈是實情）。眸子清明，神色飛動，和藹可親而目中無人（不是看不起，是顧不上），這應是他高談闊論的常態。還有，他總留著壹份清除不盡的書生狂氣，到了耐不住時要罵人，這也正是他可愛之處。至於拿腳在別人肚子上寫文章，未免有礙清譽，但人生也難免有那麽壹回不雅的事情。
錢鐘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壹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笨”，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宓是錢鐘書教愛的老師，她還特地讓人寫下書面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後是錢鐘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鐘書的“五大恩師”之壹。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那些話、那此事都帶有錢鐘書風格―或許細節有出入，或許要加上特定條件的限制。說起來，楊先生也是很可愛的（抱歉，越份了），她用盡力氣，文章登到四面八方，要維護錢鐘書作為溫雅君子的形象。——她覺得這很重要吧？這令人想起她那《寫圍城的錢鐘書》，直把錢鐘書描繪成壹個愛鬧事的頑童；又想起某篇文章所記，錢鐘書阻止把楊絳為他織的壹件毛衣捐給災民，說那是“慈母手中線”——是慈母呢！
在中國這地方，正直的人有時難免固執——更壞的是竣刻，或者呢，把自己的生存狀態弄得異常沈重；而圓通的人，搞不好變成滑頭無原則，事無不可為，只求解說得過。錢鐘書卻是正直而又圓通的，這個，從熟悉他的人所寫的文章裏，從他自己的著作―尤其小說、散文中，可以體會出來。這是因為他明察世事人心而童心不泯、狂氣難除。他真的知道人——“兩足無毛動物”——之醜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裏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但他雖然也關心他的國家和周圍的人，卻並不壹像中國許多讀書人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且能夠“為帝王師”，承擔天下的憂樂。如果無可奈何，只要旁人不把那惡濁氣味熏逼到鼻子底下，他還是有自己的事情可做。所以，他雖然經歷了壹場大荒唐，依舊能活得幹凈、明決，保持他的壹份幽默感。在“錢鐘書熱”裏，他的人生智慧曲曲折折地傳布了開來，成為很好的指示―活得既不沈重又不骯臟，正是中國這艱難的土地上很多人試圖追求的人生狀態。
如果把錢鐘書與陳寅恪相對照，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近世學人，若說知識淵博、“學貫中西”，大概就這兩位是登峰造極的了。早在30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壹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壹輩中要推錢鐘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他們的治學路徑卻很不相同，而且，在這後面還有更重要的差異。
陳寅悟所好是論史，著眼是“在史中求史識”，以理解近世中國的變局。這正如龔自珍所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史氏之憂憂天下”(《乙丙之際著議》），這是士大夫的傳統。錢鐘書所好是談藝，則遠於政治經驗，近於情感經驗；即使進而廣及於壹般的思想文化，也偏重在人的精神與智慧的表現，人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方法。所以，陳寅恰的學問總是用力很重甚而是固執的，錢鐘書的學問則顯得通脫而活潑：他們的人生負重感也不壹樣。陳寅恪是自視甚高、孤傲不群的，他的立場堅定、關註專壹，即使偏居海隅，精神上與外界也有強烈的對抗性。“壹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這是陳寅恪很好的自我寫照。錢鐘書則多少有點像他喜歡的孫猴子，帶著點遊戲態度，上天入地、四面八方地看世界。他褒貶中西名賢大哲，議論生風，但這並不表示他把自己看得特別貴重。他也有憤怒，但終究還有幽默。因而，讀陳寅恪令人感到沈重，讀錢鐘書則似乎從遠處看人生，多有感觸，卻不大有直接的刺激。
陳、錢二人都非常熟悉西方文化。陳寅恪的主張，是堅持以民族文化為本位來吸收異域文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他壹貫的立場，而錢鐘書完全是另壹種情況。人們說錢是壹位“世界學者”,這從他熟練掌握多種文字來說，從他對意大利人講他們不知道的意大利故事、對法國人講他們不了解的法國書來說，總還是淺。如果說他是“世界學者”，最顯著的地方，乃是表觀在他特別關註多種文化在某些根抵上的***通性，並善於運用其廣博的知識來發掘這種***通性的具體表現。“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談藝錄序》），困擾中國人的“中西體用”問題，在他那裏被取消了，這無疑是壹種更為健康自信的態度。當然，這也因為錢鐘書主要在談藝、談廣義的文化，而“中學為體”之為許多人看重，其實是落實在社會體制上的。
無論錢鐘書受到怎樣普遍的敬重，既然他“熱”到如此程度，批評指責——虛怯怯和大膽的、有點道理和毫無道理的——便不可避免。雖然錢鐘書自己對各種各樣的贊美、“研究”很有氣派地表示厭煩，那也不管事。
壹種批評是由來已久的，那就是說他“賣弄”。當年《圍城》初問世，就有人提出作者過於賣弄才情——那裏面妙語警句，多到擁擠不堪（正面說是“美不勝收”）。到了《管錐編》，引人註目的是作者的博學。此書總***引用了多少典籍，各家估算不同（可能使用的標準不壹樣），有說五千，有說壹萬的。無論如何，這是驚世駭俗的了：壹個小小論題下面，三五種文字、十來種書的引證，不足為奇。有人便覺得這是炫博，賣弄才學。想來，錢鐘書這樣做，除了必要，也為了有趣，“賣弄”原本是有的。但我們由此看到人的智力的可能，其余不論也罷。
另有壹種批評是嚴重的，即指責錢鐘書面對昏暴政治的緘默。有人作文曰《在顧準的光照下無地自容》，便是以顧準的勇毅和對“文革”的批判為榜樣，比照出錢鐘書的不足道。當然，我們可以說錢鐘書不具備偉大的道德感召力；可以說．那個時代缺乏思想抗爭是全民族的恥辱，其中也有錢鐘書壹份。但既然他決定沈默，終究誰也不能說他作為個人沒有在暴政下保持沈默的權利。況且，在“文革“年代寫成的《管錐編》也不是沒有思想的，不是沒有感於時代的昏愚而發的議論。“嚴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實，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實”（《管錐編》三五），雖是引古羅馬修辭學者的話，但難道這不是針對“文革”中現象而發，經歷過“文革”的人壹讀便知的嗎？只不過作者是從廣泛的社會文化角度、從歷史中的現象來說話，又是用隱晦的文言來寫成，因而不成為洪亮的吶喊。錢鐘書向人解釋為什麽用文言寫這部書，說是‘這樣可以減少毒素的傳播”（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鐘書先生》），其實也就是借隱晦的語言來保存那壹時代不能容忍的內容——所謂“毒素”。當然這也是自我保全之迫。
在本世紀前期的數十年中，中國湧現出壹批優秀的新型學者文人，他們大抵都有相似的經歷：出身於書香門第，很早就熟讀了中國傳統上的主要文史典籍，20歲前後出國留學，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因而，他們得以成為壹代學術大師或文豪，***同匯聚成中國文化史上壹片輝煌的景觀。這裏，有王國維、魯迅、周作人、胡適、陳寅恪等等，而錢鐘書是其中較年輕、出道較晚的壹個，但也許又是其中特別富於才智的壹個。1998年12月19日，錢鐘書在北京去世，壹個學術時代，也隨著他的離去，宣告了最後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