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俄國的農奴制改革，即廢除農奴制，是當時俄國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與落後的封建生產關系的矛盾所導致的封建農奴制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
這次改革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為了維護貴族地主的利益，為革命形勢所迫，自上而下進行的資產階級改革。這成為俄羅斯歷史的轉折點。改革後，俄國的封建農奴制被資本主義制度取代；雖然還保留著封建農奴制的殘余，但俄國的歷史畢竟進入了資本主義時期。
[編輯本段]農奴制改革的歷史背景
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1861年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廢除農奴制的改革。19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因素在俄國農奴制社會內部逐漸發展起來。大工廠逐漸取代了手工業作坊，機器生產逐漸取代了手工操作，自由雇傭勞動逐漸取代了農奴勞動。在農業方面，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正在日益瓦解。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打破農業奴隸制的束縛。
1853年至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徹底暴露了農奴制的腐朽，加深了農奴制的危機。戰爭導致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運動風起雲湧。
從1858到1860，發生了近290次農民暴動和起義。在農民抵抗運動的推動下，以аииг herzen、вг belinsky、нг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就解決農民問題與自由派展開了論戰。自由主義者кд。卡韋林等人提出廢除農奴制，同時保留沙皇政權，不觸及地主土地所有權。革命民主主義者主張徹底廢除農奴制，推翻沙皇統治。當時由於俄國沒有形成足以推翻農奴制和專制的革命力量，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1860，10，1年3月3日，亞歷山大二世批準了廢除農奴制的“法令”和“宣言”。《關於農民脫離農奴依賴的總法令》規定:農民有人身自由和壹般民事權利，地主不能買賣和交換農民，農民有擁有財產、擔任訴訟公職和參與工商業的權利。在土地全部歸地主所有的前提下，農民可以使用壹定數量的土地，但必須向地主支付贖金(這個贖金大大超過土地的實際價格)。在簽訂贖買合同之前，農民要為房東努力工作，或者支付服務租金。地方法令規定，當農民使用土地的數量超過法令規定的數量，或者地主留下的土地少於總土地的1/3時，地主有權將土地割讓給農民，即剝奪農民原有土地的1/5 ~ 2/5。為了管理改革後的農民，建立了由當地貴族控制的村莊社區和鄉鎮組織，並建立了監督農民的環境保護制度。
農民想要的是免費得到全部土地，徹底從地主手中解放出來。1861的改革沒有滿足農民的要求。“玄言”和“法令”公布後，從1861到1863發生農民暴動起義2000次。列寧指出，農奴制改革是由農場奴隸主進行的資產階級改革。改革後的俄羅斯仍然保存了大量的農奴制殘余。作為封建農奴制經濟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權並沒有消滅，少數地主貴族仍然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只占有少量土地。1861年的改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農民擺脫了對地主的人身依附，出現了大量自由雇傭的勞動力，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地主的徭役經濟逐漸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農奴制改革後，沙皇政府在地方機構、市政、司法和軍事方面相繼進行了壹系列資產階級改革。1861年後，俄國逐漸從農奴制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俄羅斯無產階級逐漸形成，並作為壹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18世紀末，俄國封建農奴制在壹些地區已經開始衰落。19世紀初中期，逐漸解體。封建農奴制解體的過程，也是農奴制內部新的資本主義成分形成的過程。
俄羅斯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工廠逐漸取代手工業作坊，機器生產開始取代手工勞動。1840年，俄羅斯從國外進口的機器價值為1010000盧布，到1850年，已達268.5萬盧布。俄國在采用外國機器的同時，也開始制造和采用國產紡織機、織布機和繅絲機。到19世紀中葉，俄國紡織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工業部門，如冶金、采礦和造船，也開始使用機器。20世紀30年代以後，蒸汽動力被廣泛使用。
1815年俄羅斯有4189家工廠，1858年增加到1256家。勞動者人數從1804的224882人增加到1860的859950人，其中61.4%為就業勞動者。在紡織工業和絲綢工業中，農奴勞動已經完全被雇傭勞動所代替。雖然這些雇傭勞動者主要是向地主和國家繳納服務租金的農民，但在與企業主的關系中，他們仍然是“自由”的勞動力出賣者，這是在封建農奴制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關系。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對商品糧的需求迅速增加。19世紀四五十年代，俄羅斯平均糧食產量為2.5億噸，其中5000萬噸銷往國外，占糧食總產量的20%。這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糧的生產。列寧指出:“地主生產糧食出售(這種生產在農奴制後期特別發展)，這是舊制度崩潰的第壹聲。”然而，俄羅斯的糧食產量遠遠不能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求。為了增加糧食產量，越來越多的地主開始采用機器，改進耕作制度，使用雇傭勞動。但在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下，大部分地主采取了增加勞動租金和提高服務租金的方法來擴大經濟收入。
在土壤肥沃、工業不發達的黑土省份和白俄羅斯，地主主要靠減少農民土地，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經濟收入。在這裏，19世紀上半葉，地主的土地增加了2-3倍，而農民的土地平均減少了1/3和2/3，從每人7畝減少到3.2畝。隨著地主耕地的擴大，勞動力地租加強，勞動日從每周三天增加到四天、五天甚至六天。
在俄羅斯工業發達的非黑土地帶省份，地主主要是將農民的勞役地租變為役租，並逐日增加役租的數量。到20世紀50年代末，工業區每人每年支付的服務租金大大增加。承受如此沈重壓力的農民不得不離開家園，到城市或偏遠地區的手工業作坊工作或從事手工業和商業，以支付服務租金。在壹定程度上，這些農民離開了農村和土地，成為自由工人。這實際上破壞了自然經濟。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了俄國農奴制危機的加劇，破壞了地主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農民的土地分配制度、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等等。特別是雇傭勞動和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開始在農村出現。這不僅進壹步加深了農業危機，也加速了農村的階級分化。
在農民階級中，除了大量日益貧困破產的貧農之外，還有富農階級。他們有的出租地主國有土地，成為土地經營者；有的開辦企業、賓館酒店，成為企業主；有的買賣農產品，放高利貸，成為商人和高利貸者。比較富裕的人成了擁有幾萬甚至幾十萬盧布的大工廠主。他們構成了農奴關系所覆蓋的農村資產階級，奠定了農村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
貴族地主階級已經分化，中小地主已經破產。在1835至1851期間，農民人數不足20人的地主莊園減少了9000多個，到19世紀中葉，俄國的無地地主已達數萬人。值得註意的是，在貴族地主中，分化出壹批以資本主義方式改造和管理自己莊園的資產階級貴族地主。他們人數不多，但是他們是農村新的生產關系的代表。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危機的加深和農村階級的分化，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據統計，從1826到1834，發生了145次農民暴動，從1845到1854，發生了348次農民暴動。1853 ~ 1856克裏米亞戰爭後，農民運動更加高漲。1858發生農民暴動86起，1859發生90起，1860發生90起。農奴制的危機使得統治階級無法照常統治。特別是資產階級貴族地主，希望迅速改變農奴制。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公開揭露政府的缺點，批評政府的內外政策，大談農奴制改革的必要性。他們甚至給政府寫信，給沙皇寫信，制定改革計劃，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講，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莫斯科政治評論員米列戈諾夫在評論中寫道:“我們需要自由，自由！只有自由是我們祈禱的。”法學家切謝林主張逐步消除農奴制，信仰、言論、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機關。個別高級官員也表達了對沙皇政府的不滿。克裏米亞戰爭失敗後，庫爾蘭省省長盧瓦耶夫公開譴責政府的欺騙和官僚作風。他向自由派喊話:“智慧需要自由！”
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使俄國內政外交艱難，民怨沸騰，進壹步加深了封建農奴制的危機，進壹步激化了階級矛盾，從而加速了農奴制的廢除。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歐洲的壹些合法政府，只有在革命的壓力下，或者因為戰爭，才能廢除農奴制。”但是，1861年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的力量把俄國拖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俄國農奴制改革的準備工作，廢除農奴制已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走哪條路，革命還是改革，是當時鬥爭的焦點。代表農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堅持用革命手段廢除農奴制，而代表農民利益的貴族地主和自由派則試圖用改良的方法廢除農奴制。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有以革命手段廢除農奴制的趨勢，但農民運動的風暴並沒有掀起革命的旋風。
俄羅斯長期處於落後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農民長期受到農奴制的壓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縛，這與強大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有關。雖然他們經常掀起反對貴族地主和地方官員的鬥爭，但他們並不反對沙皇，甚至支持和崇拜被農民視為人間之神的“好沙皇”。因此，他們的鬥爭從來沒有達到自覺鬥爭的階段，農民運動具有明顯的自發性和分散性。各地農民運動始終沒有形成對沙皇政府構成強大威脅的統壹力量。結果，農民運動很快被沙皇政府鎮壓了。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俄國，幾百年來做地主奴隸的人民，還沒有力量在1861中廣泛地、公開地、自覺地爭取自由。”工人階級還沒有進入政治舞臺。
俄國資產階級是在專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從來不是革命階級。沙皇政府不僅授予他們各種特權，還以高關稅保護他們與外商的競爭能力，以其咄咄逼人的政策保障他們的國外市場，以大量的政令拓寬他們的財源。同時，俄國工業資產階級大部分來自商人，他們在壹定程度上占有舊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剩余產品。因此，俄國資產階級與封建農奴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需要這個農奴制國家。這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暴露出來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特別是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使俄國資產階級從壹開始就害怕革命。
可見，雖然俄國革命形勢日趨成熟，但摧毀農奴制的力量尚不具備。於是，代表貴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被迫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農奴制和貴族地主的政治權力。
1856年3月30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召見莫斯科貴族時闡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並承認“與其從下面解決，不如從上面解決。”
10月3日，沙皇政府成立了壹個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委員會的參與者大多是大貴族地主，他們對改革並不熱心，委員會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165438+10月20日，沙皇向維爾納省省長納濟莫夫頒布聖旨，允許立陶宛三省成立省貴族委員會，要求按照以下原則調整農民和地主的關系:(1)保留地主所有土地的所有權；地主有世襲的領土安全權；確保國稅、地稅、貨幣稅正確足額繳納。實際上，這道聖旨是政府最初的改革方案。這個綱領沒有觸及封建生產關系，除了農民的人身自由。聖旨分發給各省省長，並刊登在報紙上。
聖旨公布後，各省相繼根據聖旨成立了省級貴族委員會。到1858年底，除阿爾漢格爾斯克外，歐洲和俄羅斯各省都建立了貴族委員會。1858年2月，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改組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負責領導改革的準備工作。它仍然由大貴族中的地主組成，所以改革仍然沒有進展。但省貴族委員會的成立和聖旨的公布，使農奴制的討論公開化，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反響。由於各個社會階層和政治集團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同，對詔令、改革和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態度也不同。
大貴族地主占貴族階級的10%，卻擁有30%的農奴。他們是封建農奴制的堅定支持者和強大支柱，反對任何改革。沙皇聖旨的公布引起了他們的極大不滿。在蘇沃洛夫伯爵的領導下，彼得堡委員會擬定的計劃是最保守的。計劃的主要內容是:所有土地仍歸地主所有；農民可以在充分服務的條件下無限期地使用他們的土地；確保地主對農民的控制。顯然，他們是農奴制改革的最大障礙。
雖然資產階級貴族地主及其代言人自由黨人也對封建農奴制進行了批判，但自由黨人和農奴主屬於同壹個陣營。他們並不想從根本上推翻封建農奴制，只是希望通過和平方式進行壹些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改革。他們的綱領是“只有改進，沒有革命”。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卡維林說，通過從上到下改善道路和廢除農奴制，俄國似乎可以在500年內保持平靜和“順利繁榮”。他們大多熱烈歡迎沙皇的聖旨，稱贊它“開啟了歷史的新紀元”，“是高尚和自我犧牲精神的產物”。只有少數人認為“詔令對地主或農民沒有好處。”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是特維爾省委主席翁科夫斯基。
由於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所在地區的條件不同，他們對改革的意見並不完全壹致。結果，提出了數百個方案和奏折。已經找到並研究了370本。有兩種代表性的方案:壹種是特維爾省翁科夫斯基提出的改革方案。它代表了非黑土地地區那些想把經濟轉入資本主義軌道的地主的利益。綱領要求:徹底廢除農奴制；通過贖回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土地是農民自己贖回的，封建地租的贖金應該由國家承擔。翁科夫斯基的觀點是當時地主中最進步的。另壹個方案是波爾塔瓦省的波津提出的，代表黑土省地主的利益。方案規定，只將宅基地土地分給農民，所有土地的所有權仍歸地主。顯然，這種觀點遠遠落後於前壹種觀點。
雖然他們的計劃不同，但有壹點是壹致的，那就是維護貴族地主的利益。他們之間的沖突是同壹階級內部的沖突，他們之間的鬥爭“主要是地主內部的鬥爭，完全是由讓步的程度和形式引起的。”
農民和代表他們利益的革命民主人士對沙皇的聖旨和改革的態度完全不同。農民用暴動來回應沙皇的聖旨和改革的準備。
革命民主主義者是農民利益和自由的堅定捍衛者。他們以《鐘聲》和《現代人》為基礎，不斷揭露沙皇政府改革的欺騙性和地主的掠奪性計劃，猛烈抨擊自由派的妥協、軟弱和動搖，背叛人民，向沙皇政府磕頭，明確表達對改革的態度，提出自己的綱領。
《沙皇聖旨》發表後，赫爾岑並沒有完全擺脫自由主義傾向，在自由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之間搖擺不定。他在《鐘聲》5月第九期1858上發表的文章中，壹方面祝賀沙皇，另壹方面又說他只願意和堅決解放農民和正在解放農民的人壹起前進。在改革過程中，他逐漸認清了沙皇的真面目和農奴制改革的實質，從而堅定了自己革命民主的立場。奧加廖夫擬定的“全俄新制度”綱領，要求立即廢除地主和國家在人和土地上享有的壹切農奴制特權，將土地自由分配給農民。這個方案與沙皇的聖旨和地主的計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多布羅柳波夫比他們更堅定。1858年初，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現代人》上發表了他的文章《論農村生活的新狀況》。為了逃避書報審查，他在形式上善意地批判聖旨，實質上卻提出了與沙皇聖旨相反的綱領。列寧高度評價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他善於用革命精神影響他那個時代的壹切政治事件，通過書報檢查機關的阻礙，宣傳農民革命思想和群眾鬥爭思想，推翻壹切舊政權”。多布羅柳波夫還揭露了沙皇政府改革的狹隘性和改革內容在現代人身上的貧乏性，指責自由派的懦弱和背叛，認為他們無法承擔重大的社會事業。
農民運動的高漲和革命民主派對改革準備工作的揭露和攻擊，引起了統治階級的極大恐慌。亞歷山大二世迫於形勢再次讓步。1858 10 10月18他在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上作了新的指示。65438年2月4日，農民事務總委員會根據新的指示通過了新的綱領。其主要內容是:農民獲得人身自由，被納入鄉村自由的層次；農民組成村合作社，村合作社的管理機構由村合作社選舉產生；地主聯系的是村社，而不是農民個人；除了保證農民對土地的長期使用，他們還應該能夠購買私有財產的土地，政府可以通過組織信貸來幫助農民。這個綱領雖然仍然保留了強烈的農奴制殘余，以剝奪農民為前提，但與沙皇的聖旨相比，還是前進了壹步。
為了審核省貴族委員會提出的方案，擬定總體改革方案，於3月1859成立了由農民事務總委員會牽頭的編委會。8月底，委員會完成了制定計劃的工作。編制委員會提出的勞役地租和數額與地主的建議不壹致，該建議引起了貴族地主的不滿。此後，經過曠日持久的協商、反復討論、反復修改，修改後的方案直到1860 10才提交農事總會討論。經委員會討論修改，於1861 1 1 1 04報國務院批準。65438+10月28日，國務院批準改革方案。19年2月，經亞歷山大二世簽署後正式生效。與此同時，沙皇簽署了廢除農奴制的宣言。這就是著名的19年2月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