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說文，署也。」 ；“押”押署也，徐曰：「今人言文字押署是也。」 ；歐陽修(西元1007-1072年)在《歸田錄》雲：「俗以草書為押字。」 ；宋洪邁(西元1123-1202年)《容齋五筆》：「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 所以最早“押” 的出現是壹種字跡形式或簽名的動作，大多強調“文字” 形式，較少論及“符號” 形式，並且尚未以印章的形式出現。《漢語大詞典》所作的解釋是：「在公文或契約上簽字或畫符號，以作憑信。亦指所簽的名字或所畫的符號。」“文字” 形式及“符號” 形式皆有論及。
宋元時代已有許多使用畫押的記載，宋王溥(西元年)《唐會要?百官奏事》：「景龍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勅，諸司欲奏大事，並向前三日錄所奏狀壹本，先進令長官親押」 。 宋黃伯思（西元1079 ~ 1118 ）《東關餘論》雲：「唐人壹書中雲，文皇令文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五朵雲是也。」 宋洪邁(西元1123-1202年)《夷堅丙誌．周莊仲》：「周莊中，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壹人持文字令書押。」 宋周密（西元1232~1298年）所撰《辛癸雜識》雲：「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朵雲是也。」；黃伯思引用《唐書?韋陟傳》所述對於“押”的解釋，首先點出“押”不只是壹種文字而且還是壹種符號及圖騰的概念。《宋史?高宗紀》：「必先書押而後報行。」顧炎武《日知錄?雜事?押字》：「集古錄有五代帝王將相等署字壹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謂之畫押。」 因此畫押的出現是為了防奸辨偽，進壹步能畫押為據以示信用，與印章同樣俱備有示信於人的功能。
畫押的書寫直接表現出個人的習慣與創意，只有本人知道是根據什麽而寫，因此他人難以作偽。《容齋五筆》雲：「今浯溪上有大押字題原雲：「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又說：「又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為何。」
因“押”與“鴨”同音，《三國誌?魏誌?齊王方傳》：「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後 。南朝宋斐松之註《世說》及《魏氏春秋》並雲：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己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 ”， 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帝指齊王曹芳。文王指司馬昭。“鴨” 與 “押”諧音。優人連唱 “青頭雞 “，是暗促曹芳下決心在殺掉司馬昭的詔書上簽字畫押。」 從壹方內蒙古出土的鴨形《王押》（圖1）印中可以說明其中的相連性。 元押釋文如〈王押〉“王”是指文字部份，“押” 指的則是符號部份。上節文獻所述，押是 「署也」， 「草書為押字」、「簽字或符號」、「名字稍花之」、「草名為花押」、「草書其名」，以上這些稱“押”的解釋，多指簽名、簽署，並沒有涉及太多 “圖像”、“符號”的意味。《唐書?韋陟傳》中述：「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若將“陟”字「名字稍花之」書寫成為類似「五朵雲」的圖形，應該是不難想像的事。所以許多文字畫押轉變成的符號(非文字)與草書及文字裝飾應用有密切的關聯性。韋陟的「五雲體」則是文字畫押轉變成的符號的關鍵資料。
由於簽署自己的名字，書寫日漸熟練後，字跡趨近草書字體，是很自然的事。而後為了更求迅速並求防偽及表現個人特色，「花押」的符號形式便自然形成，即所謂的「名字稍花之」。 畫押以簡單的符號快速書寫，藉以代替簽寫姓名的示信效力，久而久之其迅速便捷取代了書寫姓名的繁復費時。所以畫押應當是從名字或特定的文字快速寫書而來。 又由於書寫時的獨特性，往往有些已經無法從中識別是何種文字。在文書上以署名或署押立信，在晉唐文書遺跡中已是經常常見的。 關於畫押“入印”開始的時間，據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所述「唯唐宋押名，類以墨筆書寫，降至元代，乃以刻印代之」。「故署押壹制，萌於漢晉，而盛於唐宋，制印於元明，衰有清。」 王氏認為元以後才有押印。
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句容器）蓋自唐天寶至南唐後主時，於弁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 又說：「周廣順二年，平章李谷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平章李谷因為臂疾不能提筆畫押辭位，所以周王指示以“刻名印用”即可。從陶宗義這段文字中，我們雖不得見李谷的押印形式如何，但以陶宗儀為元人的觀點，道出“押字用印之始也”，應與元朝所通行的押印風格十分相近了。而這壹段話，也是「畫押」轉變為「押印」最早最直接的文獻記載。也可約略推測出陶氏所指押印之始在後周的廣順二年。 鈐蓋押印比執筆畫押，有其方便及迅速的優點。再加上具有相同的憑據功能，又有易辨識不易摹仿的特點。原本以毛筆畫押持信的方式，有可能漸漸轉移成為押印持信的方式，使得押印得以在宋代穩定發展，進壹步在元朝發展到高峰。
近年來，新疆考古工作隊先後在吐魯番附近墓地清理出晉唐墓葬近四百座，***發現文書二千七百多件，最早的是西晉秦始九年（西元273年），最晚是唐大歷13年（西元778年），歷時五百多年 ，其中有以“畫指”方式持信者（圖2）。根據《敦煌買賣契約法律制度探析》文中所述：「最為普遍的簽署方式，就是“畫指”，由書契人書寫契文，在契後壹壹並列雙方當事人及見人、保人等的姓名，然後各人在自己名字下方，按照男子畫左手食指，女子畫右手食指的原則，畫上壹節手指長度的線段，並在指尖、指節位置畫上橫線，以示契約由自己簽署。更普遍的是不畫手指長度線段，而直接在姓名後點出指尖和兩節指節位置。」
依推測，古代“執筆”應屬文士們的專利，晉唐時能持筆畫押者還是只有少數人，在地處邊疆的地區識字者想必更在少數，更別說能執筆畫押了。如其中〈西州高昌楊大智租田記〉後有「立契畫指為記」，又如〈白懷洛舉錢契〉後有 「立契獲指為記」，二者皆為最簡單“畫指立信”的方法。但是畢竟以人的指節長度來示信顯得籠統，不但在畫指節時會有誤差，人與人之間的指節長度相同也是常有的事，“畫指”取信畢竟不是最方便的方法，延用久了必定會延伸出許多弊端。
自古以來印章就是個人的代表，如果有屬於自己的押記，示信的功能必定將大大的增加，也大大的增加立契的方便性。所以“畫指”的使用不便應該會造成“押印”日漸普遍的原因之壹。畫押與押印具同樣效力，只是以不同形式為之。當然“押印”的方便與普及也必然會直接影響“畫押”的使用頻率，也可以說“押印”的普及將導致“畫指”日漸式微。
這種轉變與生物學上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道理是壹致的。但也可能是因為印章的制作不普及，市井小民難得使用的情況下，限制了押印的快速成長。 另壹次使押印盛行的原因，無疑是蒙古入主中國後的時期，蒙古人入主中原，在元廷劃分的四個民族等級中，地位最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多不識漢字，所以在執政交往中「不能執筆畫押」，更不認識天書般的漢人印章篆文。元代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卷二中提到：「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壹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 以陶宗儀的解說來推測，蒙古色目人是壹個遊牧民族，手持刀槍容易而書寫漢字尤感困難，於是執筆畫押被固定押印所替代，由此造成了元代押印鼎盛的風氣。在唐、宋間略有使用的押印，就像星火燎原壹般，迅速的由官方及民間普遍流行了起來。
據《黑城出土文書》所記「各類文書中，經筆者查閱有黑墨印的押印達13類，計108處。用有黑墨簽押的達12類，計122處。其中在站赤類F116：W397壹件文書上見有5人使用黑墨押印，三人黑墨簽押，***計8人。該文書上的“印押”與“簽押”同時並用，也正是前面介紹的“聯合簽署”方式。」 （圖3）同壹份公文中有簽押式與印押式的，表示在當時這二種示信方式可以同時使用，也具有同等效力。這也顯示畫押與押印同時同地在使用，也間接可以透露出“畫押”與“押印”之間相互轉變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