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二月10歲，正月初六)
於右任(1879四月11-1964 11)，陜西三原人，中國近代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原名伯勛，字有魅力，後以“有魅力”諧音“右仁”而得名；不要“風騷”“大胡子”，晚年自稱“太平老人”。於右任早年是同盟會成員，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高級官員多年。同時，他也是中國近代書法家，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國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今西北A&F大學)等中國近代著名大學的創始人。
於右任與標準草書
文/胡公石
中國書法中的草書是壹種重要的風格，它不僅形式活潑，利於抒情，藝術價值高，而且書寫簡單。但是因為草書從來沒有統壹過，沒有壹定的規範；文字來源不同，造字方法也不同，所以壹個字的寫法多種多樣，有些部分相同的字無法類比，還有符號的濫用，亂寫亂招，簡化，造成字形的識別和應用困難。曾說:“以王的多才多藝為領袖的氛圍，景色開闊，議論深刻。組織類型多達幾十種，如《春華閣帖》所示，創造精神令人驚嘆。可想而知。或者說當時的作家為自己開闊的視野而自豪，所以改變了他的人生，給他以新的回報；其實流傳的劇本都是實驗作品，沒有經過測試！【1】眾所周知，規範草書是於右任先生倡導的，也就是說，如何讓中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草書由繁到簡，由難到易，由苦到樂，由發散到統壹，由虛幻到實用。這是終極目標。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系統整理草書。
第壹，建立壹個規範的草書協會
由於提倡者和練習者的心理和方法論上的錯誤，唐宋以來的草書辭書已有20余種。這些草書作品，或喜歡自師，以壹個人自己的方法向世人展示自己，或提供多種文字，顯示博學而茫然。偶爾也只能作為壹個字或幾個字的註釋，但在草書的微妙聯系上缺乏詳解。總之，當時草書的組織體系還遠未完備，其結構規律還未被認識。還有的如草書作者，單純為了藝術美而忽視實用性，喜歡做出神秘的效果圖而不註重現實，狂妄自大，以難讀難寫為榮，阻礙了草書在群眾中的普及，阻止了草書向正確的方向發展。[2]於先生認為:“文字是人類表達思想和發展生活的工具。其巧妙的結構和易用性對民族的未來至關重要！”[3]中國文字復雜，筆畫眾多，認寫困難，後期知識運用困難。所以，為了“在世界上傳播草書，為了方便起見，盡其文化功能，節省全體國民的時間，發揚全民族傳統的武器，難道不是今天的當務之急！”[4]
於是，他萌發了建立“標準草書”的想法。經過幾年的籌備，1932年12月，於先生組織幾位有誌於草書研究的同誌，在滬成立了“標準草書學會”，由於先生任會長，親自主持工作。“整理中國草書，好復雜，有去無回”。他還在上海各種報紙上刊登草書廣告，廣泛收集前代草書家的書籍和論著，致力於書法理論和書法的研究。收集了100多種拓片和墨印“千字文”進行研究。王先生在工作之余，壹心壹意地致力於"行草"的創作，"不努力則忘"，當時的主要成員有、劉海田、魏、。劉顏濤先生年齡最大，負責材料的收集、整理和選詞，也是《草書月刊》的主編。“標準草書社”的成立，為草書的規範化、標準化提供了組織保障。1932年5月，我收於先生為師。1935年夏，我從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加入草書社，主要參與選字和例釋。我把當時上海書店出版的《釋義》第六版的紅字都寫了。其他幾位先生有其他全職工作。總之，草書學會的成立，加上全體同仁的團結和勤奮工作，發揮了標準草書學會同仁的集體力量和智慧，為草書範本《千字文》的出版奠定了基礎，為於先生建立和推廣標準草書的宏偉藍圖鋪平了道路。
二、標準草書的制作原理
草書有三種:曹彰、曹金和狂草。
君子曹彰說:“解隸書者也”，認為他的方法有三個優點:“用符號；獨立每壹個字；字是壹樣的。”
今草，王先生曰:“後改良者”，並稱其法為“重組聯，消波，多用符號，使轉更敏，使所謂窮偽，盡用之。”
狂草，先生稱之為“草書藝術”被譽為“重詞聯想，師法自然，以奇唱高，化知識為能力。”[5]
先生起初打算以為“標準草書”的“母體”，但由於其“獨立字”和“通用字”，“然而所有繁體字的簡化也不過十之三四，未能達到快而又快之目的。”曹彰的壹些人物不能遵守“同形同質”(同是標準)的原則。最後，經過對曹彰的研究，認為其書並非“標準草書”之“母”。於是，我改變計劃，和同事們壹起，從廣泛收集的“二王”草書中，尋找、發掘，選出好的，用於比較、考證、註釋。在“二王”法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標準草書”的原始雛形。於右任提倡“標準草書”是為了向普通大眾推廣使用。因此，他認為“標準草書”的創作必須以實用為主，以藝術美為輔。研究選擇“二王”法帖形成的“標準草書”，經過反復推敲，覺得圖形雖美，但不實用，本末倒置，有違原意，後來的書法家有了更進步的寫法。然後他以“二王”草書為藍本，推翻了“標準草書”的雛形，總結了失敗的教訓，擴大了選詞範圍，制定了“標準草書”的四大原則:易識、易寫、準美，真正把“標準草書”推向了壹個新的發展階段。
“自隋唐以來，草書作家的比率是從千字起步的，所以很多著名的草書作家代代相傳。所以草書學會不能不要求規範的字，何況草書的幾千字。”[6]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草書進行了比較研究。千字文是歷代草書家最為關註和聚焦的話題。“名人聚在壹起，各獻所長”，便於名地對比，優中選優。而且《千字文》的用詞非常多，大部分都是常用的。如果作者決定壹件事，讀者可以舉壹反三，從而得到類比的效果。
全社同仁花費數年時間，廣泛尋找古草聖人遺作數十萬種版本，系統整理總結草書，分析前人每字不同部位的結構、字形、部首，在前人零散積累經驗的基礎上，發現草書中無處不在的* * *和“代表符號”的巨大作用，解開草書古今流傳之謎，揭示草書的制作與制作。1936年6月，標準草書(範型千字文)在上海編纂出版，這是從各個朝代和地區的作者寫的幾十萬種草書中精選出來的壹千多字。* * *參考了歷代43位書法家的63個版本的上千幅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智勇、懷素、歐陽詢、於世南、何、孫、冼玉書、邢侗、王充、米芾、董其昌、陳淳和文筆。所指的其他草書作品，從西漢到近代，時間跨度超過千年，約150位書法家的作品有數百件，其中既有著名草書作家的作品，也有壹些尚不為人所知的普通書法家的作品。著名藝術家如王羲之、王獻之、張芝、崔元、杜宇、鐘友、智勇、懷素、顏真卿、米芾、蔡襄、黃道周、嶽飛、張旭等。書聖王羲之收集了100多篇帖子，其中105篇被選為千字。除了常見的《蘭亭集序》、《草原曲》、《聖教序》、《十七帖》、《洛神賦》等名作外，還有大量的書聖書法帖，是當今少有的。豐富的資料收集使漢字的選取有了堅實的基礎，使研究得以深入:“草書大師及其名品的借鑒和選取，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歷史延續性和較高的品位，眾多書法家及其作品的參與，使其研究具有普遍性和普及性。”【7】在制作過程中，我們對各種文字、不同結構的草書進行比較、分類、篩選、定型。當時的攝影技術還不發達，還不夠精湛，所以我們采用了用透明紙襯音榻技術配燈的方法——雙鉤空心字，雙鉤各種字帖的字，然後對相同的字進行整理比較，然後開會集體審閱討論，剔除無原則的字，根據四大原則選取合適的字，取較早作者的創始字。《標準草書》的制作，是在前人積累的大量資料和零星經驗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的方法，即以“代表符號”為經，以易認、易寫、準確、美觀四項原則為緯，經過集體研究和討論而創造出來的。它有自己的體系，包含著嚴格科學的草書原理和規律。
於右任主持的標準草書社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在1936年7月編出了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由上海中國印刷體書局印制《五百年》征求意見。本書由於右任、周伯民、楊天吉、劉海田、、、魏、、胡公石主編。余老親自作序，敘述研究過程。由於舊的解釋和劉顏濤的抄本，標準草書是壹個例子。標準草書“發千年未傳之秘，為過往草書作總結交代。”[8]，為書法藝術和國家利益做出了突出貢獻。
1937年，標準草書第二次修訂完成，即將付印。因為還沒出版就爆發了抗日戰爭，社區舊址被侵華日軍占領，王先生歷年購買的草書資料也丟失了。1938年，標準草書第二次提交香港中華書局，決定印300冊。第三至第六次修訂在中國大陸出版。第七至第九次修訂和第十版在臺灣省出版。1967年第十版出版時，俞老已於三年前去世。
三、標準草書的意義和影響
標準草書問世後，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我國書法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金枝先生曾寫過《於右任標準草書四則》，說“以近為借口，要求不捏造的東西，這是大自然的壯舉。”不要把假身割得明明白白，苦了好了才知道。”[9]金枝先生對標準草書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使於先生感到很高興能成為知己。他回信說:“看了標準草書四法，真的覺得這個時代沒有第二個人能做到。”[10]高度評價他的詩，尤其是他對書法的研究和分析。1940年，在重慶上清寺陶瓷園(監察院舊址)的壹次詩會上，張說:“標怪出自伯夷之手，人性化的書法同樣有名。"沈尹默《標準草書》詩曰:"談靜安寺，可刪草書字工整。...既美觀又實用...喜歡這個標準的草書名字。他們都稱贊於先生創立了標準草書，為書法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1944年[11]和1961年[12]於先生寫的《百字序，題<標準草書>》中，修改的字說:“草書的整頓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首要任務...符號是神奇的，標準思想是傳承的。誠邀同誌們為學術開路。”於先生從書法史的高度對標準草書的形成進行了總結性評價，並對標準草書的學術完善和發展寄予了殷切希望。
於先生親自書寫並推廣了標準草書。1934年7月，孫總理在黃埔軍校的告別演說，用12塊刻石寫成，全文近6000字。它被鑲嵌在南京東郊古靈大廈四層和二層的四面墻上。書法灑脫，錯落有致，是於先生早期“標準草書”的代表作。1940年的《楊先生墓誌銘》和1943年的《王墓誌銘》，都是在他創立標準草書體千字文多年後所作，更為完整、蒼勁、婉約。《心經》和《仁義歌》都達到了頂峰，很有藝術價值。晚年還在臺灣省留下了許多標準草書的代表作品。標準草書能在社會上廣泛使用，於先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受到廣大民眾的推崇和尊敬。
據劉顏濤先生回憶，於先生經常與親友交談，壹生只做了三件有益於民的事:創辦“民辦學校”、“鬥口農場”，創立“標準草書”[13]，這是他自謙之言，晚年以標準草書為思想，可見其重要性。1957年，他用五律寫下了《為劉顏濤作詩三首》，並自言自語地說:“希望它用標準草書的好處再告訴世人。”可以看出他的急切。他還在詩中寫道:“標準草書，自我改造。我和子的合作叫美遍天下……”憶劉顏濤先生與他的合作及草書的效用。1955年，他在《劉顏濤草書概論》壹詩中說:“草與聖人合壹，已是奇事，十年難。春風海上是厭書日，夜雨時避亂。”回顧了他與劉先生在草書研究和推廣方面的深厚友誼。還說“理與理有共期，思之深前所未有。”懂得重建山河之後，珍惜時間還是要靠時間。“希望劉老師和其他後輩繼續推廣標準草書。劉顏濤先生的代表作《草書通論》是中國書法史上壹部前無古人、系統化的巨著。尤其是經過實踐、理論、實踐、理論方法的不斷豐富，是規範草書成長繁榮的過程，值得作為壹部完整的中國規範草書史，為我們研究規範草書珍貴的信史。
於先生創立“標準草書”，有三大貢獻:壹是在歷代各種草書中選字，標明出處，為不定形的草書定形；其次，對歷代草書作品進行“偶比”，總結出草書的結構規律。對代表兩個以上部首的符號進行分類，建立“代表符號”，對不定形草書進行定義和分類。使草書者能借此類推，獲得“前人所謂草書。”第三，總結古今草書書法理論和自己的書法經驗。他認為書法和繪畫壹樣，“沒有確定的方法，只有壹個定理。”他強調傳統書法理論，重視“意法先行”、“黎齊”，點畫“變化”，頭尾對應，上下銜接(“連”)，避免無限相交(“忌諱”)，避免筆觸觸及最後前部(“忌諱”)，避免無休止的眼圈。標準草書問世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在中國書法界。當時有影響、有成就的書法家、詩人紛紛稱贊，在國內外也廣為流傳。僅上海書店就從1983到1992印了第六版，共43.5萬冊，巴蜀書店又印了兩次，1986和1992，不算印數，可見傳播之廣。
於先生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標準草書，需要我們這壹代人不斷豐富和完善。他虛心地說:“這只是壹張藍圖，偉大的建築需要中國人的齊心協力！”" [15]
註意:
【1】、【3】、【4】、【5】、【6】引自於右任《千字文標準草書序》。[2]參見本書《標準草書詞匯前言》。
[7]轉引自郭恒《於右任標準草書題趨勢》，發表於《青年書法報》共381。
[8]引自《千字文標準草書範本劉顏濤後記壹》。
[9]金之石發表於《書法》第三期。
【10】見《河南書法》，河南美術出版社，6月1989，無頁碼。[11]，[12]“草書是中華民族自強的工具，...”龐琦主編的壹首詩《於右任詩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三月版)寫於1944年；《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第六次修訂的扉頁是“3月37日”，所以應該是1948年3月的書。
[13]參見劉顏濤先生編輯的《於右任先生詩集》。
【14】見《標準草書楷千字文》第六次修訂(1948)，附錄，書論略。
[15]引自《標準草書千字文》第十版(1969)，劉顏濤先生的後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