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作總數大約600余首，其中詠史詩便占了80多首。這在他之前的唐代詩人中是少有的。這些詠史詩就其思想內容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壹是詠史懷古，充分反映了他進步的歷史觀；二是借古喻今，曲折地表達了他的壹系列政治思想；三是借題寄慨，抒發了他懷才不遇的苦悶。
如問題所述，李商隱為什麽要不吝筆墨，連篇累牘地寫作詠史詩呢？這與詩人的家庭出身、所處的時代、政治抱負、個人的遭遇等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
01?唐文宗時期衰頹的政治局勢和836-838年李商隱遭受的打擊，使他開始了詠史詩的創作李商隱的家庭原是唐宗室。據他在《請撰仲姊文狀》中自敘，其家也曾有過“代繼德禮，蝌聯之盛，著於史牒”的家史。但後來家道衰落，他的祖父、父親都只做過縣尉縣令等下層官吏。因此，詩人說自己屬於“簪組末流，邱樊賤品”。
在他10歲時，其父病故，他處在“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的窘境，從他17歲起直到25歲，他壹直依附於令孤楚和崔戎幕府。這種寒門庶族的生活和社會地位，使詩人早有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淩雲寸心”。
文宗朝正值詩人的青年時期，也正是他積極追求功名，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竭力奮鬥的時期。可是，此時唐王朝的黃昏時期已經到來。821年，河北三鎮復起之後，藩鎮更加跋扈。唐中央朝廷或“經歲不問”，或“不必計其順逆"，反給加官，甚或下嫁公主以求表面的臣屬關系。即使偶有征討，腐朽的唐軍軍紀敗壞，將領虛報戰功，以邀厚賞。
正如詩人在《隨師東》中揭露的“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唯是極孫歆”。藩鎮戰爭給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不但戰事發生的滄州“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存者什無三四”，就連唐朝中後期所依賴的主要經濟基地江淮也“為之耗弊”。
與此同時，宦官更加專橫。特別是太和九年“甘露之變”以後，宦官借機大量屠殺朝臣，造成了“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的恐怖局面。時局越是逆厄，統治者越要殘酷壓榨勞動群眾。正如詩人所寫：
“國蹙賦更重，人稀役更繁。”
在殘酷的剝削壓迫下，農村經濟遭到嚴重破產。837年冬，詩人從興元返回長安，途中目擊京畿地區的情況是他在《行次西郊作壹百韻》所說的：
“高田長檞櫪，下田長荊榛。農具棄道旁，饑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壹存。存者皆面啼，無衣可迎賓。”
盡管唐朝的大廈將傾，838年以前，年輕的詩人仍然飽含著欲回天地，力挽唐朝危局的政治熱情。他幻想著賢臣秉鈞，官清吏善，無戰爭騷擾，人民安居樂業的“貞觀盛世”在晚唐出現。
他寫了《隨師東》、《有感二首》、《重有感》、《壽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壹百韻》等直接揭露時弊的詠史詩歌。在這期間，他雖科舉兩次遭到失敗，但仍然希望通過仕進道路，接近皇帝，為拔除唐朝衰頹禍根：“君前剖心肝，叩頭出鮮血，謗沱汙紫宸。”
從對時局的看法來說，詩人目睹蒲鎮驕橫，宦官專權日甚壹日，正直人士相繼遭受貶逐等活生生的事例，尤其是目睹“甘露事變”後宦官大量陷害朝臣的慘景，已經認識到要挽回唐朝的危局，是很難辦到的。
因此，他在憤怒抨擊弊政的同時，對時局產生了“荊棘銅駝”的隱憂，發出了“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忌未多”的感傷哀嘆。他已明白在“九重黯巳隔”的情況下，自己挽救危局的主張無法陳述，只好“涕泗空沾唇”。
從個人遭遇方面來說，懷才不遇的遭遇，使詩人在遭受壓抑進行控訴的同時，也產生了失意苦悶的感傷心情。因此23歲落第後，壹度“學仙玉陽”。此時寫的《東還》借學仙寄慨道：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長夢采華芝。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嵩尋舊師”。
正當上述對時局激憤而又感傷，對科場功名竭力追求而又失意惆悵的復雜矛盾在詩人頭腦中交織發展的時候，他於837年雖中了進士，但在隔年的應博學宏詞科考試，被牛黨因婚姻之故，斥為“背恩”，從已錄取的名單上鉤銷了。
839年詩人應吏部考試釋褐為秘書省校書郎，不久又遭牛黨排斥，外調為弘農尉。這時，黑暗冷酷的現實和屢次的挫折給年輕而富於政治熱情的詩人的打擊是夠沈重了。
他在《安定城樓》中憤恨地指斥排擠他的黨人，“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夗雛盡未休”，他在《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苗》中，淒婉地唱道“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他在《有感》的“中路因循我所長”中，進壹步認識到，處在唐朝的黃昏時期，處在黨爭夾縫中，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只能是“強安蛇足”，極為失望地哀嘆“古來才命兩相妨”。
此時，較之以前，原來對黑暗腐朽勢力敢鬥爭的精神減退了，直接抨擊時政的作品減少了；對唐王朝命運的憂憤感傷，及懷才不遇的苦悶傍徨的作品增多了。但是，詩人“殷浩當世之心機”並沒有泯滅。
於是，他便把對腐朽勢力的揭露鞭打，把懷才不遇的苦悶，通過吊古詠史的形式表現出來，開始了他的詠史詩創作的初期階段。
在這壹段時間裏，詩人於838年寫的《漫成三章》以何遜自喻，抨擊了牛黨對他就婚王氏進行的讒毀；839年寫的《自貺》用陶淵明的故事，抒寫了自己不與腐朽黑暗勢力同流合汙的傲岸孤直的鬥爭精神，840年寫的《詠史》借對唐文宗勵精圖治無成的哀嘆，暴露了晚唐“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的頹唐之勢，表達了詩人憂困憂時的心情。
在這壹段時間裏，詩人的詠史詩數量雖不多，但在內容上和基調上都對以後寫的詠史詩起了開端和奠基的作用。
02 武宗朝政治上的起色和詩人的處境，使詠史詩的創作轉入了下降階段武宗李炎為人“沈毅有斷”。他任用李德裕為宰相，做出了壹些改革弊政的成績。並啟用出身草莽，屢立戰功的石雄，在843年春在殺胡山大破回鶻，北部邊疆獲得了暫時安寧。
對於宦官專權，武宗也略有節制。844年打擊了藩鎮劉稹，平定了澤、潞五州。武宗朝政治上的起色，改變了李商隱對唐王運的失望態度。從而，又喚起了他的政治熱情。
加之，843年，他又做了秘書省正字，對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又充滿了信心和幻想。後來詩人因母喪退居在家，也深為“身閑不睹中興盛”而感到遺憾，急於為國建功立業之情躍然於筆端，足見他那時政治熱情之高。
正因為如此，詩人直接揭露痛斥國家衰亡禍根，表現自己政活主張的創作進入了高潮階段。這時他寫的《哭劉蕡》、《哭劉司戶蕡》、《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登霍山驛樓》等，皆是深沈激憤、痛快酣暢之作。
顯然，在此時寫作以曲折見忌的吊古詠史詩，從主觀和客觀上講，都沒有必要了。從確信的編年詩來看，841至844年，詩人連壹首詠史詩也沒有寫。
但是，武宗朝也存在著不少弊政，特別是武宗本人寵女色、好遊獵，後期更加熱衷於求仙服丹，奢望長生不死。李商隱作為壹個正直的詩人，他的政治抱負是挽救危局，實現國泰民安。而武宗後期的作為，又與詩人的政治抱負發生了矛盾。對於當時皇帝，他不好直接抨擊，於是便采取詠史的方式，以托諷意。
所以，從845年冬到846年，李商隱的詠史詩每篇都與諷刺皇帝求仙有關。如《漢宮詞》、《漢宮》、《茂陵》、《瑤池》、《過景陵》、《華嶽下題西王母廟》等。
03?宣宗朝更加腐朽黑暗的政治和詩人多方面的不幸，使詠史詩的創作又進入了新階段宣宗朝，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更為囂張，牛黨得勢，殘酷打擊李黨，朝政處於混亂之中。宣宋又“務反會昌之政”，把唐王朝頹亡的禍根再加深了壹步。
另外，宣宗還壹反武宗扭轉錢重物輕的措施，恢復了中唐“兩稅法”實行以來錢重物輕的積弊，使農民受害更深。在殘酷的剝削壓迫下，雞山、湖南等地農民起義不斷發生。此間種種，又將李商隱在武宗會昌年間煥發出的希望與理想擊碎了，使他沈浸到“金刀歷數終"的憂憤感傷之中。
此時在個人遭遇方面，未入黨局的李商隱又受到執掌大權的牛黨人物的排斥。他不久就離開了秘書省，宣宗朝的絕大部分時間，詩人壹直給人充作幕僚，後雖被薦為鹽鐵推官，但終生坎坷，抑郁不舒。再加上851年，多才多情的妻子王氏病故，孤寂、幽傷又折磨著詩人。他在《樊南乙集》自敘說：
“五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
此時，在內外壓力下，詩人的心境，在《寫意》壹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他憤怨惆帳、淒惋悲涼地道：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
但是，巨大的壓力，並沒使李商隱忘懷時世。如在《杜工部蜀中離席》的“雪嶺未歸天外仗，松州猶駐殿前軍”的詩句，表現了對國事的密切關註；家庭的不幸，也沒有使詩人墮落，“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說明詩人壯心不已，仍渴望用世，施展抱負。對於汙濁的政治環境，詩人則以“高松出眾木”為喻，表現了孤直傲岸，不隨波逐流的品質。
正是由於詩人處在目睹唐朝的行將滅亡，義不忍其滅亡，想匡國治弊，卻屢遭排斥的矛盾之中。在詩人看來，自己大聲疾呼，直接指陳時弊已沒有必要和可能了；但是，詩人又不願逃避現實。於是，把自己進步的政治思想，通過總結歷史上的亡國教訓，針對現實曲折地表現在詠史詩裏，便成了李商隱後期從事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段。
因而，這壹時段詠史詩的數量質量、廣度深度都超過了過去，形成了他的詠史詩的高潮階段。最能代表這壹段特色的詠史詩有：《夢澤》、《題漢祖廟》、《隋宮》、《南朝》、《籌筆驛》、《宋玉》等。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商隱的詠史詩是晚唐特定的歷史條件的產物，是詩人特殊遭遇的產物，是詩人錯綜復雜的思想矛盾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