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叻”
十九世紀開始，由於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人民飽受戰爭、饑荒與貧窮之苦，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部分中國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只好決定飄洋過海到“石叻”（新加坡）來尋找新生機。
當新加坡港口全面開放後，大批的中國貿易商船如約而至。
許多生活在中國的人民也紛紛來到新加坡，尋找新的發展機會。
到了1821年前後，新加坡的華人已從最初的幾十人發展到1200人。
各地的商船為新加坡貿易商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他們將中國的絲綢、錦緞和茶葉運到新加坡，銷售給歐洲的私營商人，然後將來自印度的商品帶回中國。
新加坡河上的駁船碼頭和中國城（牛車水）已成為東南亞商船貿易活動的中心及全世界的貿易集散地。
南來新加坡的中國人基本上可分為兩類：壹是因為他們在這裏的親戚生意越做越大，需要更多的人手；另壹類則是身無分文，想要到外頭闖壹闖，希望能因此而闖出壹個春天。
早期移居新加坡的華人，普遍都是出於謀生的目的而自發依靠宗鄉關系的互相牽引，到達新加坡以後，往往聚集在壹起，在當地求取生存和發展。
故此，他們孤家寡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番邊”生活，大多數都抱著壹種暫時“流寓”的心態，希望能在“番邊”苦幹壹段時期後，或能衣錦還鄉，與家人團聚，或能落葉歸根，安享晚年。
在新加坡的華人中，福建人壹直是占多數，大約是40%，潮州人排第二，但到了1901年，廣府人取代了潮州人的地位。
要壹直到50年代，潮州人才重新成為新加坡第二大的方言社群。
新加坡開埠後不久，華人先輩便在俗稱“山仔頂”（朱烈街）、吻基（駁船碼頭）或稱“十八溪墘”、“十八間後”（沙球撈路）、“豬仔場”（克拉碼頭）、“水仙門”（諧街）、“皇家山腳”（裏峇峇利路）、“大老爺宮頭”（指位於菲立街的粵海清廟），以及大坡二馬路的“新巴剎”（馬真街）等地開設胡椒、甘蜜等土產店，這些地區既成為商業活動中心，也成了昔日華人聚居的地方。
19世紀初、中期，華人在當地成為經濟開發的奠基者和先鋒力量，不僅為當地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同時社會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有些華人還受到殖民當局和當地蘇丹、天猛公的倚重，於後涉足於政壇，成為華人社會合法的領導人。
19世紀60年代開始，還有更多華籍成功人士躋身於領導層，並獲殖民地 *** 的垂青，先後成為政壇的重要人物。
壹直到20世紀40年代的50多年中，還有佘連城、陳永錫、劉長意、蔡子庸、廖正興、陳振賢、王邦傑、 *** 、李偉南、楊纘文、連瀛洲等相繼出任華人參事局參事。
林義順、佘柏城、王邦傑、林錦成、劉登鼎、佘應忠、葉平玉等為太平局紳。
這些職銜雖然是由殖民地 *** 所委任，但都增強、擴大了這些華裔移民在華人社會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同時由於各自精明幹練，富有公***服務精神，而在熱心華僑事務、倡辦華人教育和女子學校、推行社會公益等方面，分別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紀念當時艱辛創業而後發跡的先驅的功勞，新加坡有壹批以華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區，如有進街、成寶路、金炎路、阿佛路、炳源街、振興街、林大頭路、余東璇街、義順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