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八怪是中國清代中期活動於揚州地區的壹批風格相近的書畫家的總稱，他們也稱揚州畫派。“揚州八怪”有8人，他們是羅聘、李方膺、李（魚旁加單）、金農、黃慎、鄭燮、高翔和汪士慎。揚州八怪多數出身於中下知識階層，他們中有的是被罷官去職的州縣官吏，有的是沒有考取功名的文士，還有家境貧寒、以畫謀生的畫師。他們或生長於揚州，或為外省來此僑居，各有壹段坎坷經歷，先後集結於揚州，在揚州繁華的書畫市場上出賣自己的書畫作品。
揚州八怪是壹群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官場的腐敗，富商的巧取豪奪，都有所了解。他們面對現實生活中的貧富差別，結合自身的遭際，對社會產生了強烈不滿。對遭受苦難的人民，他們常寄予深切的同情，並代為發出憤怒之聲。但由於他們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當時的清王朝又正處於盛世，他們的感慨和不滿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籬。他們當中，作官的力爭能有所建數，使百姓安居樂業，以維護封建秩序。無意官場的，則潔身自好，不茍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標榜。然而，他們又不可能擺脫對地主官商的經濟依附，所以常處在思想矛盾的極端痛苦之中，在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協以求生存。揚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鄭燮留下了很多的言論，可謂揚州八怪中的思想家。李（魚旁加單）在作品中表現的矛盾最痛苦也最激烈，成為受攻擊的主要對象。
揚州八怪在藝術觀上最突出的是重視個性表現。他們提倡風格獨創，主張“自立門戶”,他們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為了賣錢謀取生活，撕破了過去文人畫家把繪畫創作視為“雅事”的面紗。在作品的題材上，他們壹方面繼承了文人畫的傳統，把梅、蘭、竹、菊、松、石作為主要描寫對象，以此來表現畫家清高、孤傲、絕俗外，另壹方面他們還運用象征、比擬、隱喻等手法，通過題寫詩文，賦予作品以深刻的社會內容和獨特的思想表現形式。如：李方膺的《風竹圖》用不畏狂風的勁竹象征倔強不屈的人品；黃慎的《群乞圖》、羅聘的《賣牛歌圖》表現了他們對的現實社會的細致觀察，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出社會的不平。揚州八怪在繪畫的風格上，主要繼承了前人繪畫中的水墨寫意畫的技巧，並進壹步發揮了水墨特長，以高度簡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於枝枝葉葉的形似。在筆墨上，他們不受約束，縱橫馳騁，直抒胸臆。由於他們的作品和當時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鳥畫風相違背，所以常受到評論家猛烈批評，被稱之為“怪”。
盡管揚州八怪的藝術當時只流行於揚州及其鄰近的地區，但是它在繼承發展中國傳統水墨寫意畫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揚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畫家，說法不盡壹致。有人說是八個，有人說不止八個；有人說這八個，有人說另外八個。據各種著述記載，計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是記載“八怪”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壹般人還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為準。即：汪士慎、鄭燮、高翔、金農、李鱔、黃慎、李方膺、羅聘。至於有人提到的其它畫家，如華巖、閔貞、高鳳翰、李勉、陳撰、邊壽民、楊法等，因畫風接近，也可並入。因“八”字可看作形容詞，也可看做約數。
“揚州八怪”知識廣博，長於詩文。在生活上大都歷經坎坷，最後走上了以賣畫為生的道路。他們雖然賣畫，卻是以畫寄情，在書畫藝術上有更高的追求，不願流入壹般畫工的行列。他們的學識、經歷、藝術修養、深厚功力和立意創新的藝術追求，已不同於壹般畫工，達到了立意新、構圖新、技法新的境界，開創了壹代新畫風，為中國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業。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人畫自唐宋興盛起來，逐步豐富發展，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是中國繪畫的驕傲。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了眾多的畫派，各具特色，爭雄於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以“四王”為首的虞山、婁東畫派，而在揚州，則形成了以金農、鄭燮為首的“揚州八怪”畫風。這些畫家都繼承和發揚了我國的繪畫傳統，但他們對於繼承傳統和創作方法有著不同的見解。虞山、婁東等畫派，講求臨摹學習古人，以遵守古法為原則，以力振古法為己任，並以“正宗”自命。他們的創作方法，如“正宗”畫家王琿所說，作畫要“以元人筆直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他們跟在古人後面，亦步亦趨，作品多為仿古代名家之作( 當然在仿古中也有創造)，形成壹種僵化的局面，束縛了畫家的手腳。“揚州八怪”諸家也尊重傳統，但他們與“正宗”不同。他們繼承了石濤、徐渭、朱耷等人的創作方法，“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不死守臨摹古法。如鄭板橋推崇石濤，他向石濤學習，也“撇壹半，學壹半，未嘗全學”。
石濤對“揚州八怪”藝術風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師造化”、“用我法”，反對“泥古不化”，要求畫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創作素材，強調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他認為“古人須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石濤的繪畫思想，為“揚州八怪”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並為“揚州八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揚州八怪”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壹家，不願與人相同，在當時是使人耳目壹新的。人們常常把自己少見的東西，視為怪異，因而對“八怪”那種抒發自己心靈、縱橫馳騁的作品，感到新奇，稱之為怪。也有壹些習慣於傳統的畫家，認為“八怪”的畫超出了法度，就對八怪加以貶抑，說他們是偏師，屬於旁門左道，說他們“示嶄新於壹時，只盛行於百裏”。贊賞者則誇他們的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中國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和哺孕了後來像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藝術大師。
二、“揚州八怪”怪在哪裏？
“揚州八怪”究竟“怪”在哪裏，說法也不壹。有人認為他們為人怪，從實際看，並不如此。八怪本身，經歷坎坷，他們有著不平之氣，有無限激憤，對貧民階層深表同情。他們憑著知識分子的敏銳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對醜惡的事物和人，加以抨擊，或著於詩文，或表諸書畫。這類事在中國歷史上雖不少見，但也不是多見，人們以“怪”來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們的日常行為，都沒有超出當時禮教的範圍，並沒有晉代文人那樣放縱--裝癡作怪、哭笑無常。他們和官員名士交流，參加詩文酒會，表現都是壹些正常人的人。所以，從他們生活行為中來認定他們的“怪”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只有到他們的作品中，來加以研究。
“八怪”不願走別人已開創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徑。他們要創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驚雷雨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自立門戶，就是要不同於古人，不追隨時俗，風格獨創。他們的作品有違人們欣賞習慣，人們覺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鄭燮自己所說：“下筆別自成壹家，書畫不願常人誇。頹唐偃仰各有態，常人笑我板橋怪。”當時人們對他們褒貶不壹，其中最主要的壹點，就是偏離了“正宗”，這就說明了它所以被稱之為“怪”的主要原由。揚州八怪畫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縛，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重在自己創造與發揮，窮其壹生，為創造新的畫風而努力。
“揚州八怪”是指清代乾隆年間活躍於揚州壹帶的鄭燮(號板橋)、金農、羅聘、黃慎、高翔、李、汪士慎、李方膺八人。他們究竟“怪”在哪裏呢？
他們對當時盛行於官場的卑汙、奸惡、趨炎附勢、奉承等作風深惡痛絕。八人中除鄭板橋、李、李方膺做過小小的知縣外，其他人均壹生以“魯連”、“介之推”為楷模，至死不願做官。就是做過官的鄭板橋也與常官不同。他到山東上任時，首先在舊官衙墻壁上挖了百十個孔，通到街上，說是“出前官惡俗氣”，表示要為官清廉。
“揚州八怪”壹生的誌趣大都融匯在詩文書畫之中，絕不粉飾太平。他們用詩畫反映民間疾苦、發泄內心的積憤和苦悶、表達自己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鄭板橋的《悍類》、《撫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八怪”最喜歡畫梅、竹、石、蘭。他們以梅的高傲、石的堅冷、竹的清高、蘭的幽香表達自己的誌趣。其中羅聘還愛畫鬼，他筆下的鬼形形色色，並解釋說“凡有人處皆有鬼”，鬼的特點是“遇富貴者，則循墻蛇行，遇貧賤者，則拊膺躡足，揶揄百端”。這哪是在畫鬼，分明是通過鬼態撕下了披在那些趨炎附勢、欺壓貧民的貪官汙吏身上的人皮，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
在封建制度極端殘酷又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他們卻敢於與眾不同，標新立異，無怪乎當時壹督撫搖頭直稱“怪哉、怪哉”。
鄧拓在詠清代著名畫家鄭板橋時曾寫道“歌吹揚州惹怪名，蘭香竹影伴書聲”，可以算作對他們“怪”之特點的總結吧。
——“揚州八怪” 實際上，當時活躍在揚州畫壇上的重要的畫家並不止八人，約有十六、七人，“八”並非確數。按最早的記載有：金農、黃慎、鄭燮、李(魚單)、李方膺、汪士慎 、高翔和羅聘。所以稱他們為怪，是因為他們在作畫時不守墨矩，離經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個性很強，孤傲清高，行為狂放，所以稱之為“八怪”。
金農(1487—1764)，字壽門，號冬心，杭州人，人稱八怪之首。他博學多才，五十歲後始作畫，終生貧困。他長於花鳥、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畫造型奇古、拙樸，布局考究，構思別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圖》、《月花圖》等。他獨創壹種隸書體，自謂“漆書”，另有意趣。
黃慎(1687—1768)字恭懋，號癭瓢，福建寧化人。他幼時家貧，學懷素書法獲 益，以草書入畫，自創風格，擅長粗筆寫意，人物畫造詣最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為題材，也有不少反映社會下層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圖》、《蘇武牧羊圖》等。
李魚KG－＊6〗單(1686—1762)，字宗揚，號復堂，江蘇興化人。他從小喜愛繪畫，十六歲時就有了名氣。他曾經作過山東滕州知縣。他受徐謂、石濤影響較大，畫風粗放，不拘法度，潑墨淋漓，設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圖》、《松柏蘭石圖》。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號晴江，江蘇南通人。曾任縣令、知府約二十年，和金農、鄭燮交誼甚篤，善畫松、竹、梅、蘭，晚年專門畫梅自喻。他在壹首題畫詩中寫道：“此幅梅花又壹般，並無曲筆要人看。畫家不解隨時俗，毫氣橫行列筆端。”他的作品有《遊魚圖》、《瀟湘風竹圖》等。
高翔(1688—1753)，字鳳翰，號西唐，揚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壹生敬佩石濤，善畫山水、花鳥，喜畫疏枝梅花，作品有《彈指閣圖》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號巢林，安徽休寧人。幼時家貧，居揚州賣畫為生，安貧樂道，精研藝術，擅畫梅。他與金農、高翔、羅聘被時人稱四大畫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圖》等。
羅聘(1733—1799)，字循夫，號兩峰，祖籍安徽歙縣，遷居揚州。他是金農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輩最小，但見識很高，落筆不凡。他終生不仕，以賣畫為生，壹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圖》、《醉鐘馗圖》等。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他為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曾任山東範縣、濰縣知縣，因開倉賑濟災民，得罪上司，憤然辭官，居揚州賣畫為生。他思想特別活躍，頗有創見，詩出畫造詣俱高，擅畫竹、蘭、石。他還創造了壹種集真、草、隸、篆於壹體的六分半書體。人稱“亂石鋪街”體。他是壹個有很強人民性的畫家，在濰縣任縣令時，給巡撫畫了壹幅竹子，題句曰：“齋衙臥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壹枝壹葉總關情。”
“揚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體驗和思想情感。他們大多出身於知識階層，有的終生不仕，有的經過科舉從政，壹度出任小官，卻又先後被黜或辭職，終以賣畫為生。他們生活比較清苦，深知官場的腐敗，形成了蔑視權貴，行為狂放的性格，借助書畫抒發內心的憤懣。
他們的藝術大都取材花鳥，以寫意為主要表現方式。他們在創作中重視個性，力求創新，不同程度地突破傳統美學規範，帶有某些反傳統的意義，作品具有較強的主觀色彩，令人耳目壹新。但在當時，他們並不能夠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視為左道旁門，而受到“非議”。其實，正是他們開創了畫壇上新的局面，為花鳥畫的發展拓寬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