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周恩來為什麽能“拒腐蝕，永不沾”而永葆革命青春？根本原因在於他能夠始終堅定革命信仰、時刻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深知，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應該帶頭遵規守矩，廉潔自律，決不能存有絲毫的特權思想。為此，他對自己及親屬，壹概嚴格自律，為人表率，杜絕任何搞特殊的表現；對國家幹部（尤其是重要崗位的領導幹部），同樣抱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而極端負責的態度，嚴格要求，立下許多耐人尋味、彪炳後世的“規矩”。
◆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留影。
◆1943年3月18日，周恩來在重慶紅巖寫下的《我的修養要則》。
1943年3月18日，周恩來在自己的辦公室，以壹個 *** 人特有的襟懷剖析自己、反省自己、要求自己，寫下了著名的《我的修養要則》：
壹、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
三、習作合壹，要註意時間、空間和條件，使之配合適當，要註意檢討和整理，要有發現和創造；
四、要與自己和他人的壹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鬥爭；
五、適當地發揚自己的長處，具體地糾正自己的短處；
六、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過集體生活，註意調研，遵守紀律；
七、健全自己身體，保持合理的規律生活，這是自我修養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掌握著黨和國家的大權，他兢兢業業為人民大眾謀利益，權力和無私伴隨了他的壹生。他始終秉持如下的“過關”準則來約束、規範自己的思想意識和言行舉止，他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過了，覺得少壹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壹個社會主義強國。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過親屬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那麽容易了。天天和妳生活在壹起的總有這麽幾口子。特別是幹部子弟，到底是妳影響他，還是他影響妳？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不要造出壹批少爺。老爺固然要反對，少爺也要反對，不然我們對後代不好交代。”
為此，周恩來給自己和身邊工作人員早就“約法三章”，規定了“三不沾”：私人的事不坐公車，不沾國家的便宜；親屬來機關探親，就餐自己買票，不沾集體的財富；不得以總理的名義接待或收受禮品，不沾機關和個人的利益。
不僅如此，周恩來與鄧穎超還對親戚晚輩進壹步嚴格要求，具體約定了《十條家規》：晚輩來壹律住國務院招待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不許動用公家的車子；不可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許請客送禮；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壹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夥食費；生活要艱苦樸素；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秉建（中）與伯父周恩來、伯母鄧穎超。
周恩來沒有子女，待侄女周秉建視同己出。就是這樣親的人，全國知青上山下鄉中，周恩來也把她打發去了內蒙古大草原插隊。後來周秉建參了軍，壹次去看伯伯，周恩來卻勸她脫下軍裝，繼續回去當牧民。周秉建回到內蒙古又幾次放棄了上大學和去工廠的機會。她刻苦自學蒙古語，於1975年10月考入內蒙古大學蒙古語專業。畢業後，她遵從伯伯的教誨，又壹次回到了已與自己結下不解之緣的大草原，真正找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
值得壹提的是，對於自己傾心相愛、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的革命伴侶鄧穎超，周恩來同樣公私分明，堅持原則，更加倍地謹慎處事，嚴格要求，始終如壹地真正做到了嚴守黨內紀律和規矩。周恩來說：“我是 *** 總理，如果鄧穎超是 *** 裏的壹個部長，那麽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 *** 關系就混到壹起去了，這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也不利於我的工作。”
1982年6月，在中國 *** 即將迎來61歲生日前夕，鄧穎超回憶起她和周恩來壹起走過的崢嶸歲月時，十分感慨地說：“在黨內幾十年政治生活中，我親眼看到的壹個始終嚴格遵守黨的保密紀律的 *** 員——周恩來同誌。”鄧穎超說，她和周恩來戀愛的時候，都不知道對方是 *** 員。他們在通信中，從不提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僅僅談論自己和朋友們的思想認識，傾吐自己的理想，訴說對革命的向往。直到周恩來回國後經組織溝通，才知道彼此都是黨員。結婚後，周恩來和鄧穎超也常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並認為黨的紀律對於每壹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
◆1946年5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南京梅園新村30號院內的留影。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 *** 黨組織全部轉入地下秘密狀態。面對 *** 反動派的瘋狂鎮壓，黨中央研究了當時的局勢，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對 *** 反動派進行反擊，並決定派周恩來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到南昌去領導這次起義。7月19日，周恩來就要離開武漢，當天晚飯前後，他才告訴鄧穎超：我今晚要去九江。去幹啥？要多久？周恩來什麽也沒有講。直到50多年後，鄧穎超回憶起這件事情的時候說：“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後，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裏，無論是同誌間、夫婦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後來還是看了 *** 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當周恩來冒死去從事黨的工作的時候，作為妻子的鄧穎超還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要去哪裏，要去幹什麽。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經手的文件，都有極為嚴格的保密制度。直到周恩來得了癌癥，有些秘密不說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說了，他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裏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回答他：“我肚子裏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黨的利益高於壹切，黨的秘密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這就是 *** 鐵的紀律，這就是黨的事業堅不可摧的壹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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