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以下簡稱《治要》）是我國古代治政書籍的選輯。唐初著名諫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在貞觀初年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以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國安邦”，創建“貞觀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
《治要》取材於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晉年”，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從壹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書，剪截淫放”，嘔心瀝血數年，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計六十五部約五十余萬言。
《群書治要》的特點，壹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采經、史、子典籍六十五種，又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其繁蕪，擇其精粹，濃縮成五十卷的珍本。
魏徵乃經國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與卓越的史識，這更使得《群書治要》成為壹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經典之作。
然而這本史詩巨著卻因雕版印刷術尚未發明而未普及，加之唐末戰亂致使此書失傳，幸得由日本遣唐使抄錄帶去日本，經過多代人***同努力，終於使這本書重見天日，實乃：“不幸之萬幸”。
後世影響
古鏡今鑒 治國方略 復興中華之寶典
《群書治要》雖然誕生於壹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書中的治國思想實為中國古聖先王治國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國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成效，均是歷經幾千年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
作為壹部中華傳統文化的濃縮卷，唐太宗以《群書治要》為鑒，以“聖賢”為訓，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於為君、擇人、施政、教化，其脈絡是顯而易見的。故《群書治要》理所當然地成為唐太宗之後，歷代君王乃至輔臣和各級官吏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
當今許多專家學者和社會賢達也認為，該書可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國安民的經驗匯編，儒家‘修、齊、治、平’的理論大綱，大唐‘貞觀之治’的施政指南，當今領導幹部的從政參考，構建和諧社會的必備讀本”。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雖然科技的變化日新月異，然而，中國古聖先賢之文化教育，卻歷久彌新。我們相信中國先哲的智慧，依然是解決當代許多問題的良方。
修身齊家 和諧社會 實乃人人所必讀
《群書治要》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套按照經史子分類的類書，可以說是唐朝時期的“四庫全書”。
當代佛門的壹位高僧大德如此說道：就像英國湯恩比博士所說的，解決二十壹世紀社會的疑難雜癥，只有靠中國的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唐太宗編的這部書，應該送給全世界每個國家去學習。所以有人說二十壹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就是中國人文化的世紀。
中國人拯救全世界，不是政治、軍事、科技、經濟貿易，而是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念之所以能夠得到承傳，最重要的是祖先留給我們無比智慧的符號，中國文字文以載道的載體文言文。《群書治要》正是匯集先賢智慧的文言寶典，從八萬九千多卷書中選出來的。
《群書治要》是千百年來古聖先賢治國的智慧方法效果和經驗，它的思想是歷久彌新的，應該也必將成為解決當代中國諸多社會問題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