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也就是助越王勾踐壹戰滅吳的大智者“範蠡”，堪稱歷史上，第壹個裸辭“離開體制”，下海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能夠做到居功不傲，功成身退，已是大智大勇，再能在商界另起爐竈、混得風生水起、如魚得水，被稱為第壹大巨商，當之無愧。
第二大富商，戰國時期陽翟大商人——呂不韋
史載“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他壹生中最成功的壹宗生意當屬——結識秦流亡公子穎異人並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歷史性轉變。據說，連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應該說，有如此商業頭腦和膽魄的行為舉止，躋身於中國古代“四大巨商”之壹，當之無愧。
第三大巨商，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萬三
沈萬三，曾資助朱元璋修南京城，個人承包三分之壹工程費用。其財富來源為海上貿易所得，可以算得上歷史上最早的國際貿易商人了。因此，將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巨商”之壹，名符其實、並不為過。
第四大巨商，清末廣東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伍秉鑒
其商名伍浩官，他憑借和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迅速成為巨富。1834年已宣稱有資產2600萬元，西方學者稱其為“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天下第壹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還《南京條約》規定的300萬元外商債務，他就獨自承擔了其中的100萬元。雖然做鴉片生意，算不上光明磊落，但其主動承擔“國債”，也算將功補過。故此，將其視為中國古代“四大巨商”之末，也算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