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的第壹種出走便是文章寫作風格上對傳統小說敘事時間線和邏輯的出走。初讀文章，就能感受到明顯的思維的跳躍性：時間、空間在文字中並不是線性前進、展開的，而是如壹張紙被折起來壹般折躍。作者的位置、所處的環境和正在做的事毫無征兆地反復切換，用更形象、更貼切的話來說，這篇文章更像是對壹場夢的直接文字記錄。這種不同尋常的敘述方式，構成了其的第壹種出走。
而第二種，也是更為核心、深入的出走則是作者精神上對傳統價值與意義的出走。這種出走在文章寫成的改革開放初期，得到了許多年輕人的相應，與幾十年前五四運動中年輕人的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五四”的“出走”是為了與政治相擁，青年通過“出走”積極投身各種社會運動，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那麽80年代的“遠行”則卻是反向行進，80年代的國家逐漸從“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個人也逐漸從政治的高壓狀態下解放出來。為了與無處不在的“政治”決裂，年輕人們渴望通過“遠行”的方式讓生活和理想遠離政治，回到個人的本身。
其實，我多少感受到這篇文章中各種角色對現實社會和政治的隱喻。故事中搶蘋果的事件多多少少象征著80年代混亂而奔放的社會治安；而今天聯系改革開放與“出走”，才發現故事中讓“我”出走的“父親”則多少比喻著國家——壹個長期以來被當作父親擬人化處理、在我國也多多少少有些家長式治理的政治實體，而“讓我去遠行”則像是改革開放以來對文藝審查的松綁。
對於現實，出走的意味是十分曖昧的。它不是堅定的反抗，是離開壹個地方到另外的地方，沒有特定的目的地：它強調的是離開。這可以看成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對未知世界的探索。
所以，哪怕“我”的“遠行”是父親認可的，“我”也依然“像壹匹興高采烈的馬壹樣歡快地奔跑了起來。”雖然“我”抱著對這個未知世界的善意和熱情，但最後卻又發現講道理的秩序被打破，憤怒成為壹種無用的情緒，每個人都追求利益和實用性。在“吃壹塹長壹智”的思想裏，“我”也變得尖銳、刻薄、好鬥，在人與人之間的惡意中變得遍體鱗傷，最後只能縮在同樣遍體鱗傷的找到了些許的安慰。當“我”回憶起這個出門的遭遇，卻是用“晴朗溫和”、“陽光非常美麗”、“高高興興”這些溫暖的字眼來形容，只剩下深深的諷刺。這便是文章的第三類出走，它用荒誕的筆觸將社會諷刺得淋漓盡致。
這就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它是壹種探索，壹種越界，壹種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