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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麽來就走了。
第壹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壹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妳不去見見世面麽？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地跑到什麽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冬冬地響。
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壹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__的響著了，用了心，才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後面，壹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壹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壹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著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地走出了。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臺上有壹個黑的長胡子的背上插著四張旗，捏著長槍，和壹群赤膊的人正打仗。雙喜說，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翻八十四個筋鬥，他日裏親自數過的。
我們便都擠在船頭上看打仗，但那鐵頭老生卻又並不翻筋鬥，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翻了壹陣，都進去了，接著走出壹個小旦來，咿咿呀呀的唱。雙喜說，“晚上看客少，鐵頭老生也懈了，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
我相信這話對，因為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鄉下人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覺去了，疏疏朗朗的站著的不過是幾十個本村和鄰村的閑漢。烏篷船裏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吃糕餅、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卻也並不在乎看翻筋鬥。我最願意看的是壹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著壹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小旦雖然進去了，立刻又出來了壹個很老的小生。
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買豆漿去。他去了壹刻，回來說：“沒有。賣豆漿的聾子也回去了。日裏倒有，我還喝了兩碗呢。現在去舀壹瓢水來給妳喝罷。”
我不喝水，支撐著仍然看，也說不出見了些什麽，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漸不明顯，似乎融成壹片的再沒有什麽高低。年紀小的幾個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
忽而壹個紅衫的小醜被綁在臺柱子上，給壹個花白胡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著看。在這壹夜裏，我以為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壹折。
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吃晚飯的時候，桌上便有壹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就是六壹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吃的。聽說他還對母親極口誇獎我，說“小小年紀便有見識，將來壹定要中狀元。姑奶奶37，妳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但我吃了豆，卻並沒有昨夜的豆那麽好。
真的，壹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出處：出自現代文學家魯迅的《社戲》。
擴展資料：
創作背景：
《社戲》寫於1922年10月。作品寫到在北京看戲的時候，說那是“倒數上去二十年中”的事。從作品發表時算起，倒數上去二十年，便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當時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如剛剛經過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戰爭。
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主義的清王朝，於1912年1日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對此，魯迅非常興奮，熱情地歡迎和支持，並應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赴南京教育部任部員，後隨教育部遷北京。
此後接連發生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他說“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終於使他認識到，經過辛亥革命，中國的社會現狀“招牌雖換，貨色照舊”，沒有什麽改變。
十月革命給正在沈思，探索的魯迅以強烈的震動，使他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愛國運動暴發，使魯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於是用筆起來無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質，發出“救救孩子”和推翻封建“鐵屋子”的號召。
他從此“壹發而不可收”，以徹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向敵人接連投去匕首和機槍，表現了鮮明的革命者的立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表了小說《社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