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出生於南宋偏安東南、內憂外患交迫的時期，要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朱熹認為首先要恢復儒家正統思想。朱熹19歲中進士，20歲首次回婺源就開始從事教育活動。在婺源故裏，朱熹同眾多鄉儒文士接觸交流，談論陶柳詩歌，探討《論語》等儒家經典。壹些年青人為朱熹的學識所折服，有的後來成了朱熹的門生。從此，朱熹走上著述與講學之路，致力於教育實踐活動，直至其生命終結，長達50年時間。其間，即便是同安主簿四年、南康知軍兩年多、浙東賑災壹年多、漳州知州壹年多、潭州（長沙）知州壹百天、禦前侍講四十六天的***九年仕宦生涯，也少不了著述與講學活動，所以說朱熹是壹位實打實的長期從事教育實踐活動的教育家。
朱熹壹生對書院和學校情有獨鐘，他在首仕同安主簿任上，就厭煩自家的“責任田”，盯上了縣學這塊“荒蕪地”，當時縣學沒有教諭，朱熹主動向縣令請求兼管縣學。?朱熹接手縣學後，立即整頓學風，並親自授課。朱熹在同安開創的講學之風，對後世影響很大，壹些同安學子成了他的門生，有些後來長期追隨左右。此後，朱熹每到壹地，都對新建和修復書院、學校樂而不疲。
據考證：朱熹壹生親自創辦書院4所，修復書院3所，讀書的書院6所，講學的書院41所，總***67所。著名史學家方彥壽在其著作《朱熹書院與門人考》壹書中明確講到：“縱觀我國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眾多的書院與己有關，朱熹是第壹人！”
在眾多的書院中，有四所書院，與朱熹關系較為密切。其中白鹿洞書院與嶽麓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二，另兩座書院在河南，當時屬金國統治，朱熹是去不了的。
南溪書院，這是朱熹幼年讀書的地方，是朱熹上過的“幼兒園”。南溪書院原為鄭氏館舍，朱熹在這裏接受過《孝經》《易經》等儒家傳統經典的教育，館舍中有壹座半畝見方的池塘，朱熹對此印象深刻，即後來朱熹《觀書有感》詩中的“半畝方塘”。朱熹成人後，多次回到這裏講學授徒。朱熹逝世後，尤溪縣令李修於嘉熙元年(1237年)捐資在此修建尊道堂等建築，用來祭祀朱松、朱熹父子。寶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賜額“南溪書院”。景泰二年（1450年），景泰皇帝欽頒朱熹像，並贊日：“德盛仁熟，理明義精。布諸方策，啟我後人”；景泰七年（1456年），特準南溪書院於朱熹誕辰日舉行官方祭祀，是古代唯壹舉行朱熹誕辰祭祀的地方。清康熙皇帝為南溪書院禦賜“文山毓哲”匾額。後人為紀念朱熹在此讀書，在半畝塘旁建壹亭，名“觀書第”。
白鹿洞書院，這是朱熹修復和講學的書院。白鹿洞書院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至南宋時已是壹片廢墟。?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任南康知軍初期，壹次視察時，在樵夫的指引下，找到了白鹿洞書院遺址。朱熹認為這裏是理想的設立書院的場所，決心重建白鹿洞書院。朱熹對白鹿洞書院的愛是無可比擬的，他自兼洞主，親自上課，還親手制定了《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南宋以後書院辦學的基本規範，是中國教育史上重要的典章制度。?白鹿洞書院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胡適先生有壹個客觀的評價。胡適曾說，廬山有三處史跡代表了三大趨勢：壹是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是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世700年的宋學大趨勢；三是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正因白鹿洞書院在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的重要性，後人稱之為天下書院之首。
嶽麓書院，這是朱熹講學和修復的另壹座重要書院。嶽麓書院始建於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南宋時期，與朱熹、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的張栻在此主講，嶽麓書院名聲大噪。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38歲的朱熹在門人的陪同下，前往長沙訪問湖湘學派領軍人物張栻。二人在嶽麓書院進行講學論道兩月有余，史稱“朱張會講”。“朱張會講”開創了中國書院史上不同學派之間會講的先河，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27年後，紹熙五年（1194年），65歲的朱熹再次入湘，任潭州知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懷著深厚感情重修了嶽麓書院，將其規模進壹步擴大。建成之後，朱熹發布了《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把《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書院的學規，把《四書章句集註》作為書院的教材，自己親自到書院聽學、授課，把朱子學風吹進了湖湘大地。
考亭書院，是朱熹晚年居住和講學的地方，是朱熹創辦的壹所重要書院。南宋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朱熹承父誌定居建陽考亭，建“竹林精舍”，後更名“滄州精舍”。朱熹在此授徒講學八年，於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病逝。晚年的朱熹，飽受“慶元黨禁”的迫害，所倡導的道學被斥為“偽學”，禁止傳播。朱熹仍在滄洲精舍繼續著述傳道的實踐，他寫下壹首詞《水調歌頭·滄洲歌》，最後兩句是“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表達了他不問政事、壹心“為往聖繼絕學”的願望。朱熹在此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來到考亭求學問道，比較有名的學生有蔡沈、陳淳等。滄洲精舍於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詔改為考亭書院，朱熹的理學學派也被稱為“考亭學派”。
在眾多與朱熹有關的州縣學校裏，尤溪縣學顯得尤其特別。尤溪縣學，紹興未在知縣林嶷的支持下，學風日盛。林嶷還擴大縣學規模，在明倫堂後建了壹所樓閣，作為教學之用，名為“觀大閣”。朱熹對林嶷興學校、崇儒道的政績大加贊賞，作了首《尤溪縣學觀大閣》詩。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推薦弟子林用中給當時的知縣石子重，任尤溪教諭。尤溪縣學壹時成為福建重要理學傳播陣地，縣外許多學者自帶糧食來尤溪受業。朱熹也曾想把最小的兒子朱在送到尤溪學習，後因路途遙遠而作罷。為此，朱熹感慨道：“幼兒未有讀書處，深以為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乾道九年（1171年），石子重還將尤溪縣學修繕壹新，再次邀請朱熹前來講學。朱熹為此專門作了壹篇《重修尤溪廟學記》，為縣學崇德、廣業、居仁、由義四齋寫銘，並親書“明倫堂”三字，供制成匾額，懸掛於尤溪縣學正堂。朱熹理學成為正統思想後，許多學宮“明倫堂”匾，皆按照朱熹的手跡刻制懸掛。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從五個方面進行規定：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右修身之要。
右處事之要。
右接物之要。
?從內容來看，《揭示》由儒家經典語句集結而成，左右之別要從古人文字豎排去體會。本揭示中“五教之目”“為學之序”可以看作是教育方針，“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可以看作是學生守則。從教規中可以看到，朱熹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他把《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和《中庸》中“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學理論的基本指導思想，寫入學規貫徹於教學活動中。從朱熹的教規與官方教規對比來看，朱熹的高明之處在於引導加約束，做到寬中有嚴，而官方修訂的教規偏向於對學生的懲罰。
《白鹿洞書院揭示》出現後，很快成為南宋各地書院統壹的學規。後來，宋理宗在視察太學時，親自書寫《白鹿洞書院揭示》，使之成為禦頒的學規。《白鹿洞書院揭示》壹直影響了元明清各朝，不但書院仍將之作為學規的範本，甚至各級官學也將之作為辦學的準則。 明代大儒王陽明，對《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朱熹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即強調小學教育，也重視大學教育，還對學前教育、女子教育、特長教育給予關註。朱熹還親自編著教材，其中有兒童啟蒙教材《小學》六卷，《童蒙須知》壹卷，《訓蒙絕句》五卷，這些教材成為後來私塾開課授徒之用。而朱熹的《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等書，則是作為書院教材之用。朱熹的《經筵講義》，顧名思義就是給皇帝講課時所用的教材。另外朱熹的許多著作，雖然不是作為教材之用，但可以將它們視為教學參考書。
朱熹作為教育家是全面的，而其歷史地位，可以用康熙皇帝對其尊崇之舉來表述。康熙稱朱熹“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壹萬世壹定之規”。說朱熹“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祍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內外為壹家。”（《禦纂朱子全書·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