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歌詠了西漢初期的壹位奇女子——淳於緹縈。正是由於她伏闕上書，不僅救了觸刑的父親，還感動文帝下達了廢除肉刑的著名詔令。所以班固於開筆之際，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歷史：“三王德彌(終也)薄，惟後用肉刑”。三王指夏禹、商湯和周之文王、武王，據說他們均以“文德”治天下，“至於刑錯(棄置不用)而兵寢(收藏)”，被譽為“帝王之極功”(《漢書·刑法誌》)。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刑罰濫施了。史稱“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條款竟多達三千余項。這兩句思接千載，於歷史追述中表達對任用“肉刑”的深沈感嘆。
自“太倉令有罪”以下，詩人筆淩百世，直敘漢初淳於緹縈上書救父的事跡。“太倉令”即漢初名醫淳於意，他曾擔任齊之太倉(官倉)的小吏。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書告發他觸犯刑律，遂被逮捕押往長安。五個女兒急得直哭，他大罵說：“生女真不如生男，緩急之時誰能幫我辦事！”這就是詩中所說的“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孤獨之狀)”之意。小女兒緹縈聽了父親的話異常悲傷，痛感於“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贖”，毅然隨父進京，上書漢文帝，“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書詣闕下”四句，描述的就是緹縈到宮廷上書的情景。“雞鳴”、“晨風”，均為《詩經》十五國風中的名篇。前者抒寫後宮催促君王上朝之情，後者歌詠女子“未見君子”之憂。據《文選》註引劉向《列女傳》，緹縈伏闕上書時，曾“歌《雞鳴》、《晨風》之詩”。班固以“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抒寫緹縈憂急斷腸、歌號闕下的景象，讀來令人愴然泣下。正是緹縈舍身贖父的壹片真情，深深地打動了文帝。“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終於赦免了她的父親，並在詔書中感嘆說：“夫刑者，至斷支(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之父母哉？”並作出了“其除(廢除)肉刑”的重大決策(見《列女傳》)。促成文帝作出如此重要決策的，竟不是眾多的須眉，而是這位臨淄的民間少女。詩人有感於此，在結句中不禁長聲籲嘆：“百男何憒憒(愚笨)，不如壹緹縈”！
初看起來，班固的這首《詠史》，純是對緹縈救父事跡的歌詠，似無更多的題外之旨。但歷史上可歌可泣之人甚多，班固何以不詠他人，偏偏想到了這位女子？這就得聯系詩人自身的遭際來考察了。在班固的壹生中，曾有兩次被捕入獄：壹次是在早年，被人告發私撰國史(《漢書》)而入獄。幸虧他兄弟班超詣闕上書申辯，才被釋放；壹次是在晚年，由於班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了洛陽令種競。種競利用大將軍竇憲事敗之機，捕系班固。最後因無人救援，死於獄中。《詠史》壹詩，大約正作於晚年系獄之際。也許他有感於其子不肖，累及自己下獄而不救，才觸發思古之幽情，寫下了這首歌詠緹縈救父的詩？如果這壹推測不錯，那麽，班固就不是為詠史而詠史，而是在詩中寄寓了自身的現實感慨了。他之稱頌“三王”以及文帝的不用肉刑，豈不隱晦地表達了對當時朝廷任用肉刑、誅戮大臣的貶責？他之感嘆於“百男何憒憒，不如壹緹縈”，不更包含了對諸子不肖、累及其父的淒愴？從這壹點看，這首詩正是開了“借詠史事以抒己懷”的“詠史體”之先河。
評價歷來評論班固此詩者，總要用鐘嶸“質木無文”壹語，以貶斥其藝術成就。其實，作為壹首早期的文人五言詩，此詩雖然“質木無文”，但能在短短十數行間，如此凝煉地抒寫緹縈救父事件的始末，其概括力並不下於曹操的《薤露行》、《蒿裏行》等詩。而且在敘事之中，也時有“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的聲情、“百男何憒憒，不如壹緹縈”的寄慨，不乏唱嘆之致。鐘嶸《詩品》稱其“有感嘆之詞”，將其視為“東京二百載中”所不多見的五言代表作，正是承認了它藝術上的成功，而不是失敗。所以，從發展的眼光看，《詠史詩》不失為五言創制時期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