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進廠，雞蛋裏吃出骨頭
來深圳之前，我在廣州搞建築。那壹年我21歲，高中畢業後在福建石獅搬了兩年花崗石，又苦又累也不掙錢，做夢都想去深圳進廠，當工人。我們村裏有很多人都在深圳當工人，但大都是20來歲的女孩子，更多的人，特別是男人，在廣州火車站下了車，就像磚頭壹樣，稀裏糊塗地就不知去了哪個工地。
那時我覺得我還不如壹塊磚頭。磚頭糊上砂漿就穩穩當當的立在了城市裏，我卻不得不為吃飯睡覺在那個城市裏奔命。打漿，拉磚，扛水泥，全是力氣活。我天生就體單力薄，老鄉們嫌我拖了他們的後腿，都說，壹個高中生，讀了十幾年書，別在工地上浪費人才，去深圳嘛，進了廠，就有機會拿筆桿子坐辦公室了。我知道他們話中帶話，可憐我壹個月還幹不上十天活，到了年底結帳，還得倒補工頭20元生活費。
那是我在廣東過的第壹個年，沒有酒，沒有煙，睡在工棚裏，被子單薄破舊，窩在裏面往外看，白花花壹片。
南方的冬天，壹下雨，格外陰泠。我穿上所有的衣服，脊梁還是冷冰冰的，我們的床是木架子，鋪的卻是廢鐵皮。我覺得那是我壹生中最寒冷的冬天。大年初二的中午，天晴了起來，我洗了壹把冷水臉，想去街上曬曬太陽。我坐在越秀公園門前的樹下。當時我不知道這是什麽樹，枝繁葉茂，根須老長，垂到了地面，金燦燦的陽光從葉片映進我腫脹的雙眼，暖洋洋的。我卻突然打了兩個寒戰。我看見壹個戴著紅袖箍的治安仔不停地朝我招手，嘴裏還吆喝著什麽。倘在之前，在我未經歷這個冬天之前，在我還對這個城市抱著希望之前，我肯定會撒腿就跑。但那壹刻，我卻壹動不動地坐在那裏，我在想，空著肚子，他隨便吼壹聲，遲早也會被他的同夥逮住。再說，沒偷沒搶沒殺人放火，頂多把我送回老家，更好。
那人見我還呆著，走了過來。我還是壹動不動地呆著。
他說，兄弟，幫我個忙，車卡住了，推壹下，10塊錢。
對著暖和的冬陽，在廣州，我第壹次傻傻地笑了。
我用這錢買回壹條內褲和壹塊香皂，好好地洗了個澡，然後去小食店吃了壹碗辣子面，余下的幾毛錢買了信封和郵票。我不能再在廣州的工地上呆下去了，我咬破手指給初中同學唐正江寫了封血書，我說妳表哥有辦法把妳弄進廠，肯定也能把我弄進廠，妳付出多少代價我日後雙倍報答妳，要是半個月後妳娃娃不來廣州接我，我想這封信就變成了我今生的絕筆。
十天後，唐正江把我接到深圳，在龍崗南約山裏的壹間土房子裏安頓了下來。那時候，壹個男人要在深圳進廠，比我想像的難多了。屋子也就十來平方，擠了四張雙層床，上下住了十個人。我和他弟弟都沒進到廠，另外七個全是他們村裏的女孩子，有工作的廠裏都辦了暫住證，我和他弟弟沒有暫住證，白天不敢出門找廠，只能睡覺，到了晚上，就把鋪位讓給別人，去山上的墳墓前找供果，有時也掏幾條紅苕回來。
元宵節那天晚上，從家裏出來找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只能在土房子前睡覺，都以為這裏僻遠，不會查暫住證。誰知半夜時分，呼聲喊聲壹片，我們從山頂往下望，人們潮水般四處奔湧。從此，為了躲暫住證，我們再也不敢回土房子了，壹日三餐只能靠他們下了班送到山上來。
好不容易挨到月底，唐正江出了糧，請他表哥廠裏的人事主管吃了壹頓，另外又給他老鄉借了500塊錢走後門，我們才進了龍東壹家皮表帶廠。
我想象裏，在深圳，進工廠，準時上下班，穿著整潔的工衣，吃著可口的飯菜，每月到時領工資，然後去郵局，把喜悅和希望寄給父親。但這個廠的情況比我想象的糟多了。我被分在膠水部，從我進廠的第壹天起，頭就沒有清醒過，整天吸進去的是膠水味，呼出來的還是膠水味，而且加起班沒完沒了，上班不能遲到，下班不能早退，事假病假都得扣錢，上廁所打開水都得登記，而且壹個班不能超過三次。
有壹次，我在雞蛋裏還吃到了骨頭。
那是中秋節的晚上，加餐，雞蛋和著油渣炒，油渣裏不但有豬毛，也有骨頭。這後來成了壹個真實的笑話。當然，這些都不是忍無可忍的。令人無法容忍的是，那吃我的喝我的收我錢的主管，經常打罵工友，對我也壹直橫眉冷眼。我把這些都寫了出來，到了半夜，就偷偷貼在宿舍走廊裏，搞得滿廠風雨。老板親自從香港趕回來，從幾百號人的報名表上壹壹對筆記，總算把我找出來了。好在，他只是分文不給地把我趕出了廠，而沒 有像他叫囂的那樣把我送進派出所。
遊民，廠工，寫作者
我再次淪為無業遊民，又回到了南約的山裏，住在了那座曾經偷過供果吃的墳墓旁邊。那些日子，我心灰到了極點，巴不得讓治安把我抓到樟木頭去。我再也不怕查暫住證了，天壹亮，就這個工業區跑那個工業區找廠。壹個月過去了，我已經欠唐正江800元錢了，工作還是沒有著落。暮秋的深圳，在山裏，壹些闊葉林，片片黃葉已經飄落，夜裏，陣陣寒意襲來，偶爾從山澗傳來不知名的野獸叫聲，飄向遠遠的工業區。那裏閃閃爍爍的燈火，讓我總是回味著在廣州的那個暖洋洋的正月初二的中午，那天的陽光怎麽就那麽的燦爛，那個治安仔的手勢怎麽就那樣的優雅，我的運氣怎麽就那樣的好，憋壹口氣，幾秒鐘就掙了10元錢。這樣的機會，在深圳，還有嗎？在深圳的第壹個冬天，難道比在廣州更慘？
立冬那天晚上，唐正江特地買了瓶啤酒和壹只烤雞腿來到墳墓邊，同時，還帶了本舊雜誌，《大鵬灣》。他說，他寫詩好多年了，明天，就給這本雜誌投稿，叫我也試試。
我趴在石頭上，寫了兩天兩夜，萬把字，感覺流水賬似的，題目他想的，《深圳落葉》，很詩意，他說。
我把稿子寄給了《大鵬灣》的編輯郭海鴻。隔三岔五的，我就打電話問情況。老郭說，好，很好，真實，感人，初審過了，開了年，就發表。
年底，又在唐正江的幫助下，我進了觀瀾第二工業區的壹個小廠，也是做皮革表帶的。也許是因了《深圳落葉》，也許因了老郭的肯定，我覺得1995年的冬天格外溫暖，幹起活來也特別賣命，對什麽事都充滿信心，並給老板寫了封信，對廠裏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之道，並跟龍東那家廠做了個對比，提出了該廠許多優越之處。老板見我肚子裏還有點墨水，有幾下子，便把我調進了辦公室管倉庫，拿月薪，吃管理夥食，有點人模人樣的了。
過了年，壹有空我就去書攤找《大鵬灣》。日子壹天天過去，新雜誌總算出來了，可就是沒有《深圳落葉》的影子。
那是壹個晴好的春日，我特地請了壹天假，名義上是拜訪老郭，其實是想當面問問稿子的事，大有不到黃河心不甘的架式。那時雜誌社還在老文化館辦公，兩層還是三層我沒記清楚，卻很破舊，編輯們的桌子上滿是稿子，不像現在全是電腦。當時老郭不在，美編老羅說是有那麽個稿子，他把插圖都畫好了，可能得排後壹期吧。不久，老郭回來了，長發，沒現在胖，見面，握手，看看表，說，下班了，去家裏弄飯吃，喝點小酒。
白蘿蔔煲豬雜，正宗的客家手藝，我喝得少，吃得多，在廠裏，我吃蘿蔔吃怕了，他可能看出來了，壹個勁往我碗裏夾肉。
那個稿子到現在也沒發表，大概是沒過終審。也許是因為那幾碗豬雜湯，也許是因為老郭總是在信裏鼓勵我堅持下去，所以直到2000年年初他離開那個工作單位，我壹個稿子也沒發過，但那份信念還在，那個勁頭還在，而且真的就堅持著，不停地給他稿子，盡管我們的工廠從觀瀾搬到了龍華。
壹天上午，離下班還有半個小時，壹個黑黑壯壯的平頭找到我，說，妳給《大鵬灣》寄了很多稿子吧，我姓郭，住在龍華，我老婆就在前面的工業區，順路來看看妳。
我說四年不見妳咋就黑了壯了？頭發也短了？妳不是老郭。
他說老郭去了別的地方，他剛去，我的稿子他全看過了，有點基礎，就是學生腔重了點，有空咱們談談。
我說好呀，那就去宿舍吧。
我們談了壹中午，有三句話我還壹字不漏地記得：妳的文字，要更平實、淺顯；妳性格內向，不壹定是壞事，智者訥於言而敏於行嘛；妳們天天吃這個，實在太差了，不過，我也是這麽過來的。他說這些的時候，從我打給他的廠飯裏接連挑了三顆沙子。
他給我送上去的第壹個稿子叫《廠長開會》，被打了回來，改了壹下再送，總算過了。我來自四川農村，故鄉的困苦壹直糾纏著我，我寫得最多的，還是關於家鄉的人和事，這很適合雜誌當時的壹個主打欄目：故鄉的雲。
寫作，放下，拿起，再放下
然而這年9月，家父因故突然去世，廠裏的效益卻極度惡化，我大半年都沒拿到工資了。工友們東拼西湊為我捐贈了三千塊錢，我才回到家裏把父親的後事辦理了。那壹年我直奔三十，親友為我介紹了女友，女孩跟我壹起來到深圳，為了兩家人的生活，我們在龍華那個廠難以為繼，只好輾轉龍崗進了另壹間工廠。隔年添了女兒，生活的擔子，更沈重了，寫作，就如初戀的情人，只能在夢裏，偶爾給我壹些驚喜。
為了多拿壹點工資，我放棄了拿筆桿子坐辦公室的夢想，幹起了計件的針車工。2003年非典時期，廠裏沒什麽訂單，我的心又開始空落起來。這時我才想起，我還會寫點東西的，為什麽不寫寫掙點稿費補貼壹下家用？當時兩位老郭都去了市內壹家雜誌社，得知我已成家，都挺高興，多多少少寄點稿費來。非典之後，訂單多了起來，老板見我能寫文章，怕我搞出什麽響動，恨在心裏，卻又不想炒掉我，便把我提為小組長，還給了我壹間小小的房子。不久，南方都市報的謝湘南做壹個關於打工仔寫作的采訪，找到我，在我宿舍前面的天臺上還照了相，讓我硬是美了好壹陣子。沒幾天報紙出來了，關於我的小標題是：穿著大褲衩的小組長。那是個大熱天，我穿著短褲踏著拖鞋，胸口還掛著廠牌，十足的寫實。
到了下半年，老郭說他們雜誌社差人，問我要不要去試壹下。這事我做夢都沒想過，哪能放過？去了，還夾了些作品剪輯，其中就有那份報紙。
雜誌社不包吃住，市裏房租高，我便在龍華大浪路口租了個單間，把老婆也接了過來。那些日子，大概是我在深圳精神最飽滿的日子，六點多鐘起床，背個黑包包，夾著飯盒，沒有西裝，也沒有壹雙原樣的皮鞋，走起路來卻風響。在梅林關轉車特別擠，很多人叫苦不叠，我卻樂此不疲，傻乎乎地想，十年了，總算正兒八經地坐上辦公室了，這可跟觀瀾的倉管是兩碼事呀！
年後不久，雜誌社就有了人事變動，我最終還是離開了那裏，和妻子回了老家。我們打算在縣城租個鋪子，邊經營邊寫點東西。本錢不多，又沒別的能耐，生意哪能說做就做？沒成。後來又試著種菜，養雞，但收入甚微，遠不如外出打工，只好再次回到深圳，在寶安西鄉進了廠，幹的還是老本行，踩針車。由於貨源過多，每天工作長達十三四個小時，寫作，已漸行漸遠，只是逢年過節，去他們那裏走動壹下，表示我還活在深圳，沒有從這個城市消失。
深圳有溫暖，因了文字
但那壹年，我的工作更加繁重，忙得整整壹年沒給老友們打過電話，我甚至忘記了，曾經，我發表過文章，曾經，我在龍華那些詩情畫意的日子。我跟我的千千萬萬個工友壹樣，除了上班，就是吃飯，睡覺，幾乎壹個月都不曾踏出工業區門口，幾乎壹年都沒出過固戍大門。要不是那場大雪，堵住了我回家的路，我幾乎忘了，我所生活的城市，叫深圳。
臘月二十七的上午，我和幾個壹樣回不了家的工友正在鬥地主，接了壹個電話，壹個朋友說，寶安區作協正在搞壹個活動，妳跟作協那邊的某某聯系壹下。
跟作協壹了解，才知道是有個征文活動，是關於雪災的，寫壹下留深過年的感受。我扔下撲克，去到網吧，卻壹個字也打不出來。兩年多來，沒摸過電腦，手指僵硬，連字根都忘了，不覺心裏壹陣發麻。放棄吧，可人家專門打電話來，況且也答應了。再說，這也是個機會，哪怕得個尾等獎，也比在廣州推二十次車強呀。真的，當時我想起了那次推車，那個壹咬牙就掙了10元錢的大年初二。是的，這是個機會，我不能放棄。
我回到宿舍，壹口氣就把那些個征文寫成了，然後抄了壹遍，跑去朋友家發郵件。哪知我坐在電腦前，連自己的名字都打不出來了。整整呆了壹個下午，總算才把稿子發出去，壹分鐘也能打出十個八個字兒了。
夜裏，我喝了很多湯，也喝了不少酒，還把朋友的話記在了心底：開了年，買個電腦，有些東西，是不能丟的。
開工那天，我接到了作協的電話，說我得了壹等獎，獎金很不錯。拿到獎金，我趕緊買了臺全新的電腦。有了電腦，集體宿舍沒法擺放，妻子壹高興，租了個單間。“業務”上、生活上都因征文騰躍了壹下。
隨著用工環境的改善，我們加班再也沒那麽晚了，每個周日晚上休息，每月還有壹天假期，這跟大廠相比還有不少差距，但對我來說，已經很難得了。這壹年寫下來，雖無大的收獲，時有時無的稿費，還基本能抵消日常開支。而今年寶安日報《打工文學》的創刊，更讓我們這些身在打工前沿的文學愛好者，有了更廣闊的展示和期待。
當我們在期待中走完2008年，當新年的鐘聲即將敲響，當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號角已經吹響，當我們邁向新的裏程，無論妳是已經踏上歸家的旅途，還是繼續留在這裏，我想，妳跟我壹樣，在這歲末年初，只要稍加梳理，這些年，在這個城市裏，總有壹些令人感動、溫暖的人和事，而且，還將感動、溫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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