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5年起，朝鮮半島脫離中國，正式開始與事大主義決裂；而對於事大主義的批判，也壹直在進行中。這種對事大主義的批判的直接表現就是否定中國。1896年創刊的朝鮮報紙《獨立新聞》寫道：““朝鮮人從不知獨立為何物，而且對外國人蔑視朝鮮人無動於衷。朝鮮君主曾經每年派使到清國朝拜，取用清國歷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國年號，朝鮮人雖自知屬於清國，但數百年間從未考慮洗雪此恥，而壹直甘於其屬國地位。倘考慮此種懦弱之心理，豈非可悲之人生乎？” 而親華事大的朝鮮政府是“對外總是宣稱自己小、弱、醜，請扶起我”的無能國家。 《獨立新聞》還指出“ 朝鮮人身邊雖有清國這樣因拒絕開化而備受列強侵辱的例子，卻仍有壹部分人堅持效仿世界上最被鄙視、最為羸弱的清國，這樣的朝鮮人是官民的仇人，是致使國家走向滅亡的罪人。朝鮮應該把這些人裝進火輪船，運往清國，使他們‘朋友’相聚，這對朝鮮亦是壹大慶事。” 甚至還揚言“朝鮮如果能從同樣的迷夢中醒來，全力學習富國強兵的學問及風俗，那麽朝鮮也可以去搶占清國的遼東和滿洲、獲得八億八千萬的賠款。但願朝鮮人民能痛下決心，十年後占據遼東與滿洲以及日本的對馬島。” 由此可見，《獨立新聞》猛批事大主義演變為對中國的鄙視和仇恨。
20世紀初為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時期，批判事大主義也是這壹運動的主要內容。著名啟蒙思想家申采浩號召朝鮮人為20世紀的新國民，湔雪數百年沈醉於事大主義之舊恥。 他剖析道：“三國以前，漢文未盛行，全國人心只尊自國，只愛自國，支那雖大，卻常視為我之仇敵……三國以後，幾乎家家儲漢文，人人讀漢文，以漢官威儀埋沒國粹，以漢土風教斷送國魂，言必稱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鮮，反認作他國之附庸屬國，充滿奴性，長陷奴境。” 同時他又強烈呼籲祛除事大主義劣根性：
“夫今天下之勢，固與漢唐時不同。泰西多瓦拉有六十八獨立國，而我韓乃以二千萬眾求人庇護，則豈其情理乎？且明室之亡，今己二百有二十五年矣；清人近亦不振，甲午壹敗，遂成讓退矣。未知諸公其將誰事耶？事俄、事美，必有所居，幸以壹言相示如何？以愚所料，莫若以我人民事我國家矣！”
除了申采浩之外，柳寅植強調事大主義是朝鮮衰落的原因之壹。他指出，自朝鮮王朝建立之後，“尊王事大之論，遂為壹部義理，而深入於全國之腦髓，養得依賴之習慣，缺乏自主之性格”。 還有人痛心疾首地寫道：“那所謂的以小事大被釋為天經地義，將用夏變夷作為鬼訓神誥來迷信，將尊中華攘夷狄視為春秋大義，在這種問題下為聖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蠻清，敢於付出許多犧牲，反而招來不少蹂躪，歷史上的絕對恥辱，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也難以很快消除其痕跡的絕對的恥辱。”
以上對事大主義的批判不可不謂嚴厲深刻，並普遍將事大主義視為恥辱。但是，這些批判大多缺乏理性，過於激進，有失偏頗，這也是朝鮮近代史危急存亡之秋的背景所致。而且這些對事大主義的批判大多數流於單方面批判中國，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朝鮮民族的事大主義，還對中朝關系造成負面影響。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和國對事大主義的批判遠甚於韓國，朝鮮的偉大領袖金日成更是不遺余力地批判事大主義。金日成說：“事大主義就是崇拜大國的思想，也就是屈從大國的思想。”他還指出事大主義的三個反動本質是“事大主義首先是背叛本國和本民族利益的出賣祖國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義其次是壹種民族虛無主義思想，它盲目地輕視自己的東西，眼裏只有大國的東西好”“事大主義的反動本質還表現為容忍大國主義，助長大國的專橫”。金日成認為：“在高句麗繁盛時期，我們國家沒有事大主義。高句麗人民屢次擊退鄰近大國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從而使國威大振。然而，高句麗滅亡之後，我國腐敗的封建統治集團開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動儒教教條，這種事大主義到了李朝末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金日成還說：“歷史經驗證明： 人犯事大主義，就要變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義，就要亡國；黨犯事大主義，就要斷送革命和建設。” 朝鮮勞動黨所提倡的主體思想即壹種否定事大主義，追求自我做主的思想理論。朝鮮勞動黨章程中亦明確將“事大主義”列入鬥爭對象之壹，可見事大主義在朝鮮是政治上的壹大忌諱。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義，很大程度上並非民族大義使然，而是出於政治鬥爭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對親蘇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條主義”，也要反對親華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義”，因而展開了對這兩派的肅清。20世紀70年代主體思想確立之時，“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也被定為“主體思想的主要鬥爭對象”。 不過“事大主義”在朝鮮已鮮少被用作親華的代名詞了，而成為親美的代名詞。1975年朝鮮便認為“在南朝鮮，反動的崇美事大主義大肆泛濫，腐蝕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識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 21世紀以後，朝鮮《勞動新聞》亦多次抨擊韓國總統李明博、樸槿惠等“親美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