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日常的診間，壹位康復者已經和我壹起度過4個新年了，第1個新年在急性病房，第2個新年在日間病房，第3個新年在社區復健中心，第4年我們在晚上的門診見面。
他的年紀和劇中的應思聰壹樣，也罹患思覺失調癥，他很認真吃藥，穩定了3年，都不敢減輕劑量，他說：「我害怕再發病，害怕那個會因為強烈的懼怕感而想攻擊人的自己再出現。」
我沒有堅持減藥，畢竟，研究發現，對於二代抗精神病藥物，穩定後逐漸減輕劑量或維持原來劑量的效果相當；而且他要努力調適的事情夠多了，工作時常需要找路、認路，與人應對，還要做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實在沒必要為了減少藥物，加重他情緒緊張，以及重新用「新腦袋」適應工作的風險。
這天，他很不安地述說惡夢：他在晚上睡覺中醒過來，感覺自己很憤怒，於是去喝水消消氣；有個小孩蹲在房間轉角擋了路，他就重重地踹過去，沒顧及小孩有什麽反應。然後，他被自己的怒氣嚇醒，趕緊走出房門找家人，沒看到小孩的蹤影，家人也沒聽到任何聲響，「但那個夢好像真的壹樣，」他顯得很擔心。
壹直以來，他害怕生氣、生病的自己，「本質上我不是暴力的人，當年發病的時候，我也不知道哪來的莫名力量控制了我，去做威脅別人的事。」他擔心莫名的力量又控制自己，於是接受精神醫學的說法──「莫名的力量」就是思覺失調癥造成的混亂，所以壹直認真吃藥控制疾病。但是做了這個夢，表示「疾病沒有撲殺完全」，因此喚起了他的憂慮，擔心自己再度被疾病掌控。
聽著他的焦慮不安，我的腦袋浮現創傷後壓力癥候群的圖像：他常說擔心自己發病、夜間的惡夢、不太想待在社交場合、怕別人問他還沒想好答案的問題（例如：病好了沒？或者是要不要揭露自己生病了？），以及表達與感受情緒上的遲鈍。
劇中的宋喬安也有相同癥狀，差別在於宋喬安沒有病識感，長時間用喝酒來麻痹因為失去和自責而產生的強烈痛苦。
（示意圖，非文中個案。pixabay） 科學數據難以降低恐懼高達35~65%的思覺失調癥患者，會有創傷癥候群癥狀，而遭受疾病沖擊的家庭成員，各自用不同方式面對精神疾病帶來的挑戰。
劇中即將結婚的應思悅問到遺傳的可能性，的確是實務上常見的問題，卻很難用科學數據降低恐懼（應思悅會有思覺失調癥的機會是8%。若應思悅沒有，夫婿也沒有，孩子有的機率是1%）；即便有50~68%思覺失調癥患者會大幅改善或康復，這個數據也很難改變應爸爸對疾病的刻板印象。
既然用科學數據做衛教，不能安慰深層的情緒，那只能繼續陪伴，跟他壹起盤點發病這些年來，他因為學習去面對疾病而得到的資源，除了藥物，他還多了知識、辨識另壹個自己的經驗，以及家人的諒解和支持，多了朋友、專業人員陪伴…等，要和病魔奮戰，就多了壹點勝算。
「病人」的標簽仍然存在盤點完之後，他走出診間，仍然困惑、不確定。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病人」這個標簽只要存在，就帶著隱喻。例如，劇中關於陳昌藥物治療的對話：「若是治療好到有現實感，而感到這世界的痛苦，真的是好嗎？」（事實上，在癥狀中的痛苦，可能比在現實中的痛苦還難受！）在這句話中，沒有現實感等同精神異常、等同嚴重。
在精神醫療過程中令人難受的必要之惡，是在治療過程中復制、甚至深化、加寬了「他者」與「我輩」的界線。
在診間康復者常自語：「我這樣做算是正常嗎？」也讓我不知道如何回應，因為走進了精神醫療體系，必然又貼上「我是病人」的標簽；有時這個標簽從「我是病人＝我對疾病無能為力」，演變成「我是病人＝我無能」。
走向復元的過程劇中的應思聰出現不想治療的想法，也是精神醫療的日常， 因為有時回到醫院就像「溫習」創傷經驗，自我否定與創傷帶來的沈重壓力令人喘不過氣，以致於想要逃離精神醫療體系。
多項研究顯示，從被精神疾病打趴，到重新整軍再戰，到能駕馭疾病，前幾年會特別辛苦。用「復元」，而不用「復原」這個字，也暗示這是重生與蛻變的過程。
將精神分裂癥改名為思覺失調癥的重要推手之壹，是公開揭露自己患有思覺失調癥的美國精神科醫師Dan Fisher，他說，目前創傷知情治療(trauma-informed therapy)是以復元為導向的治療不可或缺的壹部分，也就是說， 在生病之後，因精神疾病與治療而帶來的創傷，需要被正視和被處理。
第6集中的應思聰已經開始學習如何應付疾病癥狀，會向幻聽說「那是假的」，雖然有藥物副作用，但這樣的進展顯示他的病情好得很快，也有機會走上康復之路。但願「創傷」的議題，會在後面康復之路提早被重視。
（本文作者為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社區精神科主任、臺灣社會與社區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臺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理事徐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