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覯（1009~1059） 北宋思想家、詩人.字泰伯，北宋建昌軍南城（今屬江西）人，南城在盱江邊，李覯在此地創建盱江書院，故世稱盱江先生.他家世寒微，自稱"南城小民".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講學自給，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仁宗皇□初（1049），範仲淹薦為太學助教，後為直講. 李覯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對道學家不許談"利""欲"的說教，認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提出了壹些發展經濟的辦法，對王安石變法有直接影響.其詩歌內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構思遣辭，新穎獨創，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論文》詩中寫道："今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雲.若見江魚須慟哭，腹中曾有屈原墳."可見他有意避免"意熟辭陳"而力求生新，別辟蹊徑.他作詩師法皮（日休）陸（龜蒙）、以中興詩道自命.如《獲稻》、《鄉思》、《苦雨初霽》、《讀長恨辭》等詩，清新可誦.《方平》、《璧月》、《梁帝》、《送僧遊廬山》、《憶錢塘江》諸絕句，王士□《居易錄》以為"風致似義山".但集中通體完善的詩並不很多.李覯的文章實較詩為佳. 《直講李先生文集》，有《四部叢刊》影明左贊刻本，***37卷，外集3卷前附年譜，後附《門人錄》.中華書局新出版的《李覯集》，即據此校點. 李覯自幼聰明好學六七歲始“習字書”，十二歲就能寫文章.十四歲父親去世，母親“墾閱農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誌》），得免凍餒之苦.服喪三年，十七歲始出外遊學.二十歲以後，文章漸享盛名.李覯也象其他讀書人壹樣，想通過科舉，登上仕途，幹壹番事業.但是，他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卻壹再受挫，未能如願，自嘆“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景佑年間，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尋求仕進之途，毫無結果而歸.次年，參加鄉舉，又名落孫山.慶歷元年（1041），應茂才異等科，有旨召試.李覯入京，又未中選，在京城“憂愁經歲”，抑郁不鄉.遭受這幾次打擊之後，遂無意仕進，隱居著述.南城立學，被聘為郡學之師.創立盱江書院，教授自資. 李覯博學通識，尤長於禮.他不拘泥於漢、唐諸儒的舊說，敢於抒發己見，推理經義，成為“壹時儒宗”，四方學子前來就學者常數十百人，曾鞏、鄧潤甫等都是他的學生.後得範仲淹、余靖等推薦，皇佑二年（1050），旨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嘉佑二年（1057），用國子監奏，召為太學說書如故.嘉佑四年，令其權同管勾太學.因遷葬祖母，請假還鄉.八月卒於家. 李覯是北宋壹位重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著書立說，大膽創新，在哲學上持“氣”壹元論觀點，認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認識論上，承認主觀來自觀，因此，成為宋代哲學唯物主義學派的先導，在我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覯還具有比較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他卓有膽識地提出功利主義的理論，反對道學家們不許談“利”言“欲”的虛偽道德觀念.他從實際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這壹基本觀點出發，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他認為“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第壹）.治理國家的基礎，是經濟，是物質財富.所以，他反對把實際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即“利”和“義”對立起來.李覯認識到，物質財富多寡不均的癥結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為了解決土地，問題他專門寫了壹篇《平土書》，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張，引經據典，煞費苦心地為統治者提供解決土地問題的歷史借鑒.為了拯救北宋日趨貧弱的局面，緩和階級矛盾，他提出富國、強兵、安民的主張，寫了《富國策》、《強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闡述自己的見解.李覯哲學上的唯物主義觀點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當時是獨樹壹幟的，為稍後於他的王安石實行變法進行了哲學理論上的準備.由此看來，他的弟子鄧潤甫等人成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覯不僅是壹位思想家，而且還是壹位著作家.他主張文以經世、致用為貴，所以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充實.即使是解經之作，也常常以古說今，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潛書》十五篇，即是出於“憤吊世故，警憲邦國”（《潛書序》），“以康國濟民為意”（《上孫寺丞書》），纂寫而成.《慶歷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藥石，字字規戒”的為民請命之作，人稱“紅國之書”.這些政論文章，大膽地指責時弊，闡發己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李覯的其他散文，如書信、誌銘、碑、記等，也都寫得通達有識，邏輯性強，為人們所稱道.在這些文章的字裏行間，他的用世思想時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學記》，起語不落俗套，立論警切，結構嚴謹，文筆穩健，是壹篇膾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稱他“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範仲淹薦李覯疏》）.“在北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間，別成壹家”（《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李覯還是壹位詩人.王士真在《居易錄》中曾稱贊李覯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關僧還廬山》和《憶錢塘江》五首絕句“風致似義山”.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也認為，除《梁元帝》壹首“不免傖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閑情》矣.”他的詩“受了些韓愈、皮日休、陸龜蒙等的影響，意思和。
2. 李覯改字文言文翻譯範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其歌詞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既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壹出，必將名世.某妄意易壹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似局促，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譯文如下：
範仲淹在桐廬做太守的時候，最早在釣魚臺建了壹個嚴先生祠堂（紀念嚴光），自己做了壹篇記文，文章內說：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寫完之後拿給南豐的李泰伯看，李泰伯看了好多遍之後，回味贊嘆不止，站起來說：先生的這篇文章寫出來之後，必將會在世上成名，我大膽的想（幫妳）換壹字，使它更完美；範公很高興的握住他的手請教。（李泰伯）說：雲山江水那壹句，意義和文字很大很深，用他來修飾“德”字，好象有點局促了，我想把德字換風字，妳看怎麽樣啊？範公坐在那裏點頭，幾乎要下拜！
3. 李覯傳的文言文摘自《宋史·李燔李方子李覺李之才李覯李道傳李心傳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範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壹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余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醜、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個、右個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個之室，並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為壹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個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個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壹時之中，與余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四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壹，南面既有五門，則余三面皆各有五門。鄭註《明堂位》則雲“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壹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於登雲“在國之陽，三裏之外，七裏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註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九筵，南北之堂***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壹太室、八左右個，***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壹門，門夾兩窗，是為八窗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並《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郎。
4. 李覯傳的文言文摘自《宋史·李燔李方子李覺李之才李覯李道傳李心傳傳》：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
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
皇祐初，範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壹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
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
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余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
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醜、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個、右個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八個之室，並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
四太廟前各為壹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個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個名。
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
四仲之月，各得壹時之中，與余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
《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
《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四門之外。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
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壹，南面既有五門，則余三面皆各有五門。鄭註《明堂位》則雲“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
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
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
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壹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於登雲“在國之陽，三裏之外，七裏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註亦與是合。
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
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九筵，南北之堂***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
壹太室、八左右個，***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十三位，本於《月令》也。
四廟之面，各為壹門，門夾兩窗，是為八窗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
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
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並《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郎。
5. 古文翻譯 幫幫範仲淹在桐廬做太守的時候，最早在釣魚臺建了壹個嚴先生祠堂（紀念嚴光），自己做了壹篇記文，文章內說：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寫完之後拿給南豐的李泰伯看，李泰伯看了好多遍之後，回味贊嘆不止，站起來說：先生的這篇文章寫出來之後，必將會在世上成名，我大膽的想（幫妳）換壹字，使它更完美；範公很高興的握住他的手請教。（李泰伯）說：雲山江水那壹句，意義和文字很大很深，用他來修飾“德”字，好象有點局促了，我想把德字換風字，妳看怎麽樣啊？範公坐在那裏點頭，幾乎要下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