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原籍廣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於北京。中學畢業之後，他突發奇想，決定不再升學，誌在歸心佛法，壹心要出家當和尚。於是他潛心研究佛學，24歲那年，寫出壹部《究元決疑論》的著作，這是壹部鼓吹人生唯壹的出路在皈依佛法的出世主義哲學。他拿著自己的這部哲學論文，大膽去拜訪請教當時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看過梁漱溟的哲學論著後，即與也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商量，決定聘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梁漱溟到本校哲學系做講師，專門講授印度哲學。只有中學學歷，既沒上過大學，又沒出洋留學的梁漱溟就這樣走上了著名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講臺。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壹年之後，他把自己撰寫的講義整理成《印度哲學概論》壹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梁漱溟公開出版的第壹本學術專著，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在講授印度哲學的同時，梁漱溟又開授了儒家哲學、孔子繹旨等課程，把註意力集中於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研究。1921年暑假，他應山東省教育廳之邀，到濟南講授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壹連講了40天。他根據這40天的講課內容，整理成壹部《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論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哲學論著，是我國最早用比較學的方法研究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論著。梁漱溟在這部論著中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得出了“世界人類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個令人振聾發聵的結論。《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再版了十幾次，影響很大，連當時名滿天下的大學者梁啟超也親自登門來向梁漱溟請教佛學和儒學的問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訪華時，聽了梁漱溟講解儒學與佛學之後，也十分欽佩梁漱溟的學識。
在北京大學哲學系7年的講師生涯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國哲學界的地位。然而梁漱溟認為，講學、做學問要與社會運動合而為壹，不是單純課堂上講哲學，書齋裏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與社會改造融為壹體，打成壹片。但是，他這種認識在當時中國的任何壹所高校都是無法實施的，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問題的新認識，梁漱溟於1924年暑期，毅然辭去了他在北大哲學系當了7年之久的講師之職。同年秋，梁漱溟到山東省曹州主辦山東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第二年春天，因為要急於整理編印父親的遺著《桂林梁先生遺書》，他將這所學校交給別人接辦，自己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山東曹州辦高中部的時間雖然短，但影響很大，他壹走，便有十多位高中生跑到北京來追隨他。梁漱溟與這些學生在什剎海租房***住***讀，互相敬勉，講求策勵。這種新形式的教育持續了壹年多。接著梁漱溟到了廣東，在李濟深的支持下開辦了鄉治講習所，分10個題目講述，聽者千余人，但只辦了壹期，梁漱溟便到各地去考察參觀鄉村教育。他先後考察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辦的曉莊師範，又到江蘇昆山縣考察黃炎培主持的中華置業教育社的鄉村教育，再到河北定縣考察晏陽初主持的平民教育會在華北的試驗區。1929年秋，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主任，他親自制定《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及組織大綱、學則課程等規章制度。第二年1月開學，他擔任講授鄉村自治組織等課。河南村治學院只辦了壹年，梁漱溟又馬不停蹄地到山東鄒平縣去辦山東省鄉村建設研究院去了。這壹辦就是7年，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不得不停下來。
山東省建設研究院設在鄒平縣，開始時只有壹個研究部，壹個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壹個鄒平實驗縣，壹個農場，梁漱溟親任研究院院長和研究部主講。研究部招收大學、專科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的學員，學生學習鄉建理論後，再進修各種專題的研究工作。訓練部招收中學程度的學生，培養鄉村服務人員，擔任鄉村實際工作。訓練部的課程比較繁多，如鄉建理論、精神陶煉、鄉村自治、鄉村禮俗、鄉村教育、農村經濟、農村自衛、農業常識、土壤肥料、畜種改良、水利建設、農家副業、現行法令，等等。經過兩年的努力，研究院進壹步擴大，增加了菏澤縣為實驗區，研究院的組織機構、幹部、教員、學員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澤為中心，增劃濟寧等13個縣總***14個縣為實驗區，經過研究院各部及所屬鄉村師範、鄉村人員服務訓練處各部門培養、訓練的學生累計***3000多人。各實驗區還進行了廣泛的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為壹體的鄉農學校的試驗，校長即鄉間有威望者，教員即鄉村服務人員，學生即全體鄉民，課程包括識字掃盲、歷史地理、音樂歌唱、精神講話、農業科技等，內容包括指導農、林、牧生產，組織生產合作社，改進技術，保健防疫，乃至節制生育，禁賭禁毒，等等。經過7年的鄉村建設實驗，效果明顯，試驗區鄉村的社會秩序、經濟發展、文化教育、民情風習等方面，都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出現了新的氣象。正當梁漱溟在山東醉心於實驗他的鄉村教育、鄉村建設理念之時，日寇大舉入侵山東，全省大部淪陷，研究院再也辦不下去了，梁漱溟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山東。
在北大7年，梁漱溟成為了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在山東7年，梁漱溟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教育家，中國鄉村建設的代表人物。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梁漱溟出任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他不顧個人安危，到敵後遊擊區巡視，到香港辦報，宣傳抗日。抗戰勝利後，他作為民盟的代表人物，為爭取國內和平，積極奔走於國、***兩黨之間，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新中國成立後直至“文革”結束，梁漱溟的命運已眾所周知。但在逆境中，他仍堅持學術研究。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於1975年7月完成了自己晚年的最後壹部巨著——《人心與人生》。梁漱溟寫這部著作的著眼點在於補正他1921年28歲時出版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壹書的錯誤與不足，闡述人類心理活動之規律。但書寫出來之後，卻找不到出版單位，直到1984年他91歲高齡時，才不得不“傾平日全部節余”自費出版，只印了2500冊。不料，《人心與人生》出版後，供不應求。1985年9月，三聯書店公開出版並發行國外，掀起了壹股“梁漱溟熱”，引起美國、日本、新加坡和我國香港、臺灣學者的關註。
梁漱溟晚年對他壹生的學術思想作了精辟的回顧。他從人生態度這個角度研究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點，提出“人對自然”、“人對人”和“人對自己的生命”三個概念。
他認為“人對自然”是西方文化的壹個重要特色。近代西方文化之所長，壹方面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質文明的崛起和註重對大自然的認識、征服和利用，而另壹方面，就是重視個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觀念。
但是，近代西方文化所推重的物質文明之發展，就全人類活動的壹個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發和影響的。
中國的“四大發明”就啟發了歐洲人，使得他們後來超過了中國。由此而追溯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它的“人對人”的特色，表現在以倫理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會和諧上。
所謂社會和諧，是指壹個人的道德規範或行為準則，首先要考慮到他的家庭及社會之上下左右，並為之盡心盡責，而不是把個人權利放在主宰壹切的地位。這壹特色，顯然同近代西方文化以個人權利為本位，處處以個人為出發點迥異；同時它亦不同於出現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體主義為本位者。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人對人”這壹點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會阻礙文化的發展，所以近現代中國的物質文明便落後了。
說到“人對自己的生命”，梁漱溟認為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據是作為印度文化之主體的佛教文化對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態度，所謂出世、做和尚、不問世事，便是集中表現。如果將這壹特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學說相比較，則恰恰相反，儒家是極力主張入世，重視家庭、倫理、社會和諧，並主張把家庭倫理擴展到全社會，使人人親切和美，相親相愛，從此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佛家看到人生是苦，苦海無邊；儒家看到人生是樂，其樂無窮。但是，如果與西方文化相比較，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同的特點是：早熟。
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之迅速，梁漱溟認為，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之特征，認識到它不但源遠流長，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然後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壹認真而科學的比較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吸收、融取近世以來世界上崛起的新文化，來創造我們自己的新文化。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梁漱溟認為，“這個主張是很英明，很合中國文化傳統的”。
哲人逝去，思想長存！大師梁漱溟的思想，必將伴隨綿延不盡的中國傳統文化而存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