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壹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壹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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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壹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壹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壹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夥食裏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饑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番薯藤，甚至壹度還吃過觀音土。當時，寶安壹個農民壹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壹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壹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 治上的迫 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壹。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 6年“文 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淩辱。1967年，他借壹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臺都報道了這壹消息，從而掀起了壹場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采訪過壹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裏發現了壹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裏，有許多食品和壹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壹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壹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 酷的迫 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壹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壹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裏“展開壹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