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末，10萬中國精銳遠征軍先後入緬抗日，由美國將領史迪威指揮。及至1942年5月，久戰無功，反喪師過半，血流成河。此即“第壹次緬甸戰役”之慘敗。史迪威對此敗應負何種責任，乃至其在1942-1944年間，對中國抗戰產生了何種巨大負面影響，海峽兩岸以及海外史學界，已有相當成熟的討論。①“短史記”欄目此前亦有過頗多介紹。
近日，民間學者章東磐先生，對上述論斷提出了異議，刊文認為：“短史記”欄目中，對史迪威“持負面評價的網友比例占84%，持正面評價占16%”，是極大的誤讀。具體到第壹次緬甸戰役，章文認為：是“蔣介石扼殺了同古戰役擊潰日軍的好機會”，是蔣介石的幹預，使“中國軍隊不服從史迪威指揮”，簡言之，此戰之慘敗，與史迪威無關，“不能這麽不公平地對待為我們國家做出很多奉獻的人。”②…[詳細]
上述論斷，不過是對《史迪威日記》內容的簡單復述，並沒有將緬甸戰場的復雜性充分還原出來。試舉兩例：
其壹，國民政府（蔣介石）在緬甸的戰略利益，與美國（史迪威）在緬甸的戰略利益，是不壹致的
中國願意出兵緬甸，最初目的是為了守住仰光出海口，以保住海外物資運輸線。但遠征軍尚在中途，仰光已因英軍之消極而於1942年3月8日失陷。美國不擬派兵，英軍無意反攻，單憑遠征軍要獨力收復仰光已不可能，故3月19日，蔣告訴史迪威，遠征軍在緬甸的作戰目標，不是收復仰光，而是“固守（緬北重鎮）曼德勒”。③具體而言，“保衛曼德勒，既可使緬北地區充當中國大西南地區的緩沖，使大西南地區免受日軍的直接威脅，又可保住中國經緬甸至印度的對外通道，維持獲得外援的間接途徑，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詳細]
4月6日，蔣又在與史迪威及英軍司令亞歷山大談話時，明確表態：“今仰光已失，余對緬甸戰役有兩個目標：壹、盡壹切方法保護（仁安羌）油田；二、為政治上之理由保衛曼德勒。”④仁安羌油田乃美國切斷日軍石油進口後，日本亟欲獲得的戰略資源，有必要固守，自不待言。蔣在此處強調曼德勒的“政治”重要性，主要是顧慮國際觀感，如其日記所言，盡管英軍毫無戰意，但“中國軍隊的進退之策，……（惟有）與敵在緬甸周旋到底之壹法，否則雖保全壹部兵力，然對國際地位與國軍聲望甚為不利。”蔣亦對史迪威明言：遠征軍“為我國軍唯壹精粹之部隊，……故彼等絕對不能挫折，茍有挫折，其影響將為整個中國不可挽救之損失。”⑤…[詳細]
在3月19日的談話裏，蔣還告訴史迪威：中國軍隊在緬甸面臨兩重危機，積極進攻勝算堪憂，“第壹、當地民眾傾向敵人，對我並無好感；第二、缺少統壹指揮。歷史上之聯軍，因指揮不統壹而失敗者數見不鮮。”故此，蔣明確要求：“在此兩種危機未能解除以前，我入緬作戰部隊只應取消極態度，不應過分積極，自不宜遠離根據地向前突進。”⑥
可惜的是，蔣的這種保守策略，雖符合中國戰略利益，卻並不為史迪威所認同。史對積極進攻的熱衷，既受個人“戰術”喜好影響，亦與美國整體戰略有關，“羅斯福和馬歇爾的中心目的是避免在中國作戰且利用中國軍隊防止印度的陷落，……英國也想利用中國軍隊。”史迪威來華前，馬歇爾曾詢問他“有無把握取得顯著成效”，這種“顯著成效”，實際上也是政治的壹部分，簡言之，“珍珠港事後的問題是公眾輿論要求對日本采取行動”，但政府的決策重點仍放在歐洲戰場，若史迪威能指揮中國軍隊在緬甸痛擊日軍，則“能夠表明美國（正）盡壹切可能在亞洲大陸抗擊日本”，這種廉價證明，是馬歇爾所亟需的，也是媒體所渴求的。受馬歇爾賞識、且被媒體團團圍繞的史迪威，不可能不理解這壹點，何況積極進攻本就是他奉行的戰術信條。⑦…[詳細]
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總體上並不受當地民眾歡迎，相比日軍，緬甸百姓更恨英軍
蔣欲限制史迪威指揮權以防遠征軍被英國坑害，卻反被史迪威所制
其二，蔣介石給予史迪威的“指揮權”是有明確限制範圍的，這種限制範圍，被多次公開申明，但史迪威始終無意服從這種限制
史迪威在日記中壹再指責蔣介石越過他直接幹預遠征軍的指揮事宜，並將之歸結為遠征軍慘敗的主因。然此壹問題，須追根溯源——蔣之所以願意接受由史迪威來指揮遠征軍，乃是鑒於此前遠征軍曾屢被英軍坑害，故欲借重史迪威，以防止遠征軍指揮權落入英國人手中，進而淪為掩護英軍撤往印度的炮灰。對此，蔣曾壹再告誡史迪威，“我入緬部隊作戰之時，不應信賴英方之援助”、“切記此壹師，應完全受將軍之指揮，切戒英方司令參加調遣，或責令為英方固守某陣線”………[詳細]
但是，羅斯福卻無意支持由史迪威來主持整個緬甸戰場。為了遷就英國，美國先是將緬甸劃入了由英國將領主持的“美英荷澳戰區”，後又劃入“印度戰區”，如此，史迪威及遠征軍亦必須服從英國將領亞歷山大的的指揮。尤其讓蔣介石深感恥辱且無奈的是，雖然緬甸戰場上之盟軍，以中國軍隊數量為最多，戰力為最優，上述戰區劃分，卻從未征求過重慶的任何意見。3月9日，蔣曾指示宋子文，命其向羅斯福強烈要求由史迪威出任緬甸盟軍總指揮官；羅斯福委婉表示拒絕，轉而向丘吉爾承諾，史迪威將在指揮權方面與亞歷山大密切配合。⑧…[詳細]
如此，即不難理解，何以蔣介石會壹再向史迪威強調：“在余所決定之計劃範圍以內，可照此（史迪威之計劃）辦理”，“在余指示之範圍內英方所提要求，皆可以予以同意。”蔣甚至當面對亞歷山大明言：雖然史迪威及遠征軍可由英方指揮，但是，“（我）曾囑彼（史迪威）如涉及全局戰略及部隊之配置，必先得余之同意。將軍與史迪威將軍可討論作戰之任何問題，惟若欲變更戰略及部隊之配置，應如今日討論情形，事先得余之同意。”⑨…[詳細]
所謂“全局戰略”，即前述蔣為遠征軍所制定之以曼德勒為中心的防禦計劃，所謂“部隊之配置”，即蔣再三告誡史迪威不允許將中國軍隊拆散與英軍混編使用。從日後戰局的發展來看，史迪威顯然沒有將自己“中國戰區參謀長”的職務放在眼裏，絲毫沒有執行蔣的上述指示。而蔣卻因顧慮中、美關系，反在史迪威的逐步擅權下自亂陣腳，迷失了初衷，以致遭遇來自史迪威和親信部屬的雙重抱怨——如杜聿明曾言：…[詳細]
“我對蔣介石也十分不痛快：第壹，自羅（卓英）、史（迪威）到後，有關作戰方面，蔣對我無直接指示；第二，我21日陳述集中主力於梅苗、棠吉間作持久戰的意見，蔣始終未復，不知他的意圖……”⑩——蔣拒絕指示、回復杜聿明，正是其因史迪威的步步緊逼而自亂陣腳，無法有效貫徹其戰略初衷的具體表現。
簡言之，第壹次緬甸戰役，其國際背景極其復雜，單純討論“同古之戰”是不是“擊潰日軍”的“好機會”，或簡單指責“中國軍隊不服從史迪威指揮”，遠不足以窺見逾半遠征軍埋骨他鄉之根源。惟有仔細體察中國在這場“同盟”遊戲中的尷尬、無力乃至近乎被出賣的處境，方能理解遠征軍悲劇的深遠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