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的含義是什麽?

可是人們也許沒有註意到，這桿大旗是歷史上的宋江豎起來的呢，還是出自《水滸傳》作者的手筆?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不盡壹致。有壹些歷史著作說是宋江起義提出的，但也有人表示異議。因為歷史上的宋江即使確有其人，也是壹支人數不多的流寇。他們沒有提出過代表自己政治綱領的宣傳口號。因為“替天行道“的口號既沒有見於正史的記載，也沒有見諸《大宋宣和遺事》等小說野史的虛構。《宣和遺事》只寫出宋江、楊誌等人殺人後倉促潛逃，晁蓋等人劫了生辰綱後也是東奔西躲，不是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的起義，當然也不會提出什麽政治口號。“替天行道“的口號最早倒是見之於元雜劇。《李逵負荊》中宋江自白道：“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爭報恩》中也寫道：“忠義堂高搠杏黃旗壹面，上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可見，梁山宋江故事從元雜劇開始，才從原來的只為個人造反潛逃，變為具有壹定政治目的而組織的武裝行動了。國家是協調和均衡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必要產物。對於這壹點，以墨子為首的小生產者階層並不否認。墨子認為在沒有國家的時候，社會紛亂不堪。壹人壹把號，各吹各的調。壹人則壹義，十人則十義，各人都是用自己的道理來否定別人的道理，以至於父兄難相合，百姓以水火毒藥相殘殺。所以就需要組織國家，設立政府首腦(見《墨子·尚同》)。但墨子對代表國家權力的天子並不表示盲從。他認為天子的行為本身並不是評價其自身的標準，在天子之上還有壹個意誌的天，也就是上帝。這個天意就是小生產者利益的意誌所在。墨子說：“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天誌》)這就是說，評價天子好壞的標準，是看他是否順應天意小生產者自身的意誌。順應者便可受到獎賞，忤逆者便會受到懲罰。這種懲罰來自兩個方面，壹是天神。墨子認為鬼神不但實有，而且有超越常人的能力，“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於聾瞽也“(《墨子·耕柱》)。它的能力的表現之壹就是能夠代表天意來監督天子，“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墨子·天誌》)。“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墨子·明鬼》)。像夏桀、商紂、周幽王和周厲王等，都是位至天子而受罰的例證。懲罰的另壹方面是人力。墨子雖然未明確提出用人力去教訓天子，但他的思想已經隱含這樣的意思。與儒家“畏天命“的說法相反，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張，認為貧富、貴賤、壽天等都非命所決定，可以人力改變。這就是古代墨俠集團扶弱除暴之舉的動因所在。表面看來，墨子把希望寄托在能代表自己階層利益的上帝和鬼神身上，帶有壹定的虛幻性，而他尊崇天意和鬼神的思想與其“非命“的觀念也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能找到這些虛幻和矛盾背後的聯結點，就不難認識它的價值所在。這個聯結點就是為民眾利益張目的精神。儒家和墨子都講天命，但儒家的天命是用來嚇唬老百姓，而墨子的天命則是民眾利益的化身。所以盡管它是虛幻的，但卻能給廣大民眾以極大的精神力量，在民眾中具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因此，它不僅與民眾以力抗天命的思想並不矛盾，而且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就是後代綠林事業以天命自任，關心社會政治的思想淵源所在。《水滸傳》中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無疑是受到這些流落到民間的墨俠思想影響的產物。如果梁山好漢給大宋皇帝投票打分的話，那顯然是不信任的反對票。在他們看來，“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諂佞專權，布滿濫官汙吏，陷害天下百姓”(第六十四回)。書中所有好漢被逼上山的過程，都是身受其害的過程。這些足以使大宋皇帝具備墨子所說的反天意的為暴天子的條件，因此理所當然地應受到懲罰。他們聚義梁山，就是順應天意、以力抗天命的表現。有意思的是，梁山好漢除了以自身的力量抗爭天命外，還如同讀過《墨子》壹樣懂得借助上天和神明的力量。書中幾次寫到梁山好漢祈禱神靈佑護，還幾次寫到呼風喚雨的戰法，特別是宋江在還道村接受九天玄女賜書並面授機宜壹節，形象地寫出宋江起義與天神佑護之間的依存關系，很有壹點象征的意味。梁山好漢理直氣壯地提出“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等口號，因為他們感到有天意、神明和抗爭精神在給自己撐腰，所以能氣壯如牛。在明白了“替天行道”中的“天”指的是什麽後，再來看看“道”的含義。這個“道”，就是墨子所提倡的“兼愛”、“尚同”等烏托邦理想。在這個烏托邦中，“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老而無妻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墨子·兼愛》)。讀過《水滸傳》的人，立刻會發現梁山“八方***域，異姓壹家”的社會理想，與墨子的烏托邦設計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當然，這個理想境界的實現，還有待於他們實際的努力奮鬥。像智取生辰綱、三打祝家莊、踏平曾頭市、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等輝煌勝利，都是為向這理想境界邁進所鋪下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