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期，英國政府決定把犯了罪的英國人統統發配到澳洲去。
壹些私人船主承包了從英國往澳洲大規模地運送犯人的工作。英國政府實行的辦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數支付船主費用。而當時那些運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壹些破舊的貨船改裝的，船上設備簡陋，沒有什麽醫療藥品，更沒有醫生。船主為了牟取暴利，盡可能地多裝人，使船上條件十分惡劣。
3年以後，英國政府發現：運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達12%，其中最嚴重的壹艘船上424個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達37%。英國政府花費了大筆資金，卻沒達到大批移民的目的。英國政府想了很多辦法。每壹艘船上都派壹名政府官員監督，再派壹名醫生負責犯人的醫療衛生，同時對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標準做了硬性規定。
但是，死亡率不僅沒有降下來，有些船上的監督官員和醫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來壹些船主為了貪圖暴利，賄賂官員，如果官員不肯同流合汙就被扔到大洋裏餵魚了。
政府又采取新辦法，把船主都召集起來進行政治教育，講“三個代表”，教育他們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開發是為了英國的長久大計，不能把金錢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但是情況依然沒有好轉，死亡率壹直居高不下。
壹位英國議員認為那些私人船主鉆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於政府給船主報酬是以上船人數來計算的。他提出從改變制度開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數為準計算報酬，不論妳在英國上船裝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時候再清點人數支付報酬。
自此以後，船上主動請醫生跟船，在船上準備藥品，改善生活，盡可能讓每壹個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達澳洲：壹個人意味著壹份收入。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些運載幾百人的船只，經過幾個月的航行竟然沒有壹人死亡。
故事二：
二戰期間，美國空軍降落傘的合格率為99.9%，這就意味著從概率上來說，每壹千個跳傘的士兵中會有壹個因為降落傘不合格而喪命。軍方要求廠家必須讓合格率達到100%才行。廠家負責人說他們竭盡全力了，99.9%已是極限，除非出現奇跡。軍方（也有人說是巴頓將軍）就改變了檢查制度，每次交貨前從降落傘中隨機挑出幾個，讓廠家負責人親自跳傘檢測。從此，奇跡出現了，降落傘的合格率達到了百分之百。
故事三：
壹個美國教授。每壹次來中國都是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訪、記錄，壹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學術著作就是這樣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不由妳不敬佩。
但他也有個對他來說出格的嗜好：到中國的第壹天，總是讓朋友陪他去軟件市場，尋找中國盜版的美國軟件，物美價廉，樂而忘返。作為中國人，我們也許能理解甚至支持這位美國教授的嗜好，那些剛出爐的美國軟件，如果在北美本地買，實在是太貴了，貴到連教授也買不起的地步。
但私下我們也會想：在美國的制度環境下，能允許他這麽做嗎？看來美國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壹樣，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壹旦脫離本土制度約束，人性中的弱點都會出現，甚至放縱。
故事四：
壹位香港的朋友說，壹群西方人從羅湖出境，跟大陸有的人壹樣，見排隊就插隊，壹點兒沒有文明習慣；跨過羅湖橋，到香港壹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變，規規矩矩地排起隊來。
這就是制度的力量！無論高傲的美國人、優雅的法國人，壹旦脫離制度約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故事五：
某日本高級酒店檢測客房抽水馬桶是否清潔的標準是：由清潔工自己從馬桶中舀壹杯水喝壹口。可以想象，這樣的馬桶會幹凈到什麽程度。 壹個好的制度可以使人的壞念頭受到抑制，而壞的制度會讓人的好願望四處碰壁。建立起將結果和個人責任和利益聯系到壹起的制度，能解決很多似乎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
好的制度靠鋼性的法律去維護，而在我們這裏，只要有壹點兒權力，阿雞阿狗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好惡隨意破壞法律，制定符合自己意願的“規矩”，使整個雞國都成了沒有制度、沒有規則、沒有法律、沒人誠信的“法外之地”。在這裏壞人肆意橫行，好人四處碰壁，好人變壞，壞人更壞，人性向惡，唯有在重大災難來臨之際，才能偶而激發出沈溺於國人靈魂深處的善。所以國內壹有重大災難，官媒就會喜出往外，充分利用災情傳遞“正能量”。就連前不久的遍及全國的霧霾，也能讓官媒弄出“五大意外收獲”：霧霾讓中國人更團結、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