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學者許烺光曾經指出：“馬克斯．韋伯對西方人的壹種誤解的長期流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種誤解是：印度教徒、埃及人和阿拉伯人都是東方人.韋伯認為印度文明不過是東方文明的壹支,其余的兩支則是中國文明和日本文明.……然而,印度教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從家庭結構、政治發展、文學藝術、宗教信仰或種姓制度去觀察,它同東方的差別和同西方的差別壹樣大.”
其實,早在許烺光之前的梁漱溟就已經將印度作為壹種既不同於中國又不同於西方的“第三種文化”加以研究了.在其著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寫道,“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條路徑樣法：（壹）向前要求；（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這是三個不同的路向.這三個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們觀察文化的說法都以此為根據”.“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然而,盡管梁漱溟這種“三足鼎力”的研究格局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但其用“意欲”之發展方向來區分這三種文化的做法卻顯得有些粗疏且具有獨斷論色彩了.
與之不同是,許烺光在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從社會組織形式中找到中國、印度、 西方三種文化之不同的關鍵所在.他認為,人之所以不同於野獸,源於人有著超出生理需要之外的社會需要,如社交、安全、地位等.這些需要不是任何壹個個體的人能夠獨立實現的,要滿足這些需要,必須借助於社會集團的力量.人類的社會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團”中得到滿足,當“初始集團”滿足不了這些要求時,人們便要在“二次集團”中尋求滿足.無論中國人、印度人還使西方人,他們的“初始集團”都是壹樣的,即家庭：“在各種人類集團中,家庭對任何社會都是至關重要而且是無處不在的.” 然而,中國人、印度人、西方人在“二次集團”的選擇上卻有著很大的不同：“以家庭為起點,我們的分析轉向各個社會中的二次人類集團.在中國,我們發現極為重要的二次集團是宗族；與之對照,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極為重要的二次人類集團是種姓,在美國則為俱樂部（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它指的是親族集團之外的所有無論出於何種目的而結成的自由協會或團體.” 正是由於“二次集團”的不同,導致了三種文化的巨大差異.即中國人的“情境中心主義”和“相互依賴”,印度人的“超自然中心主義”和“單方面依賴”,美國人的“個人中心主義”和“自我依賴”.顯然,與梁漱溟相比,許烺光的這些觀點更具體、更細致,也更有說服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既沒有告訴我們,家庭何以壹定會成為各種文化之***同的“初始集團”?他也沒有告訴我們,中國人、印度人、美國人何以會在***同的“初始集團”的基礎上選擇了不同的“二次集團”?
顯然,回答這些問題,對於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國、印度、西方這三種文化的現實差別與歷史根源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在看清其現實差別的前提下,才能夠談論其相互尊重與合作發展等問題；只有在探明其歷史根源的基礎上,才能夠談論其現代化的轉換等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研究視野必須進壹步放寬,既不僅要考察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何以會偏愛種姓制度,而且要考察古老的印度人何以會創造印度教；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研究對象需要進行稍稍的調整,即不再以美國這壹西方文化的現代版本為其代表,而是要以希臘這壹西方文化的古代源頭作為標本；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研究方法也需要進行壹定的補充,既要考察這三種文化***同的人類學前提,又要分析其各自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而這壹切的壹切,都要從追根溯源開始.
由於時間的久遠、資料的匱乏,探討人類早期文明的形成路徑顯然是壹件頗為困難的事情,而我們的研究必須向上追溯到文明所能追溯的極限.這壹極限,當然不是許烺光所謂的家庭.因為從歷時的角度上看,我們人類的家庭,本來就是脫離自然界之後的文明的產物；而從***時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西方、中國、還是印度,其家庭本身的結構、功能和意義又有著這樣那樣的差異,因而不能成為我們研究工作的起點.
我們知道,人是從自然界中脫胎而來的,而剛剛脫離自然母體的早期人類壹般在精神上都留有壹根尚未被剪斷的原始臍帶,這就是所謂自然崇拜,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圖騰崇拜.“圖騰”(Totem)壹詞始見於1791年在倫敦出版的龍格著《壹個印第安譯員的航海探險》壹書,它源於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壹個方言詞,意為“親族”,因為那裏的人們把自己的氏族看作是源於某種動物或植物,便使用它們的名字作為氏族的徽號,把它們當作氏族神來加以崇拜.後來,隨著人類學家對現存原始部落的考察,發現這種同某類自然對象攀結“血緣關系”的原始崇拜不僅僅為北美大陸所獨有,在大洋洲也廣泛存在.此外,歐洲、亞洲、北非、南美以及波利尼亞和愛斯基摩人那裏也留有類似的原始崇拜形式,可見其具有普遍的人類學意義.僅就本文所要探討的古希臘、古中國、古印度而言,其早期的歷史文獻中也都可以找到圖騰崇拜的某些痕跡.
在希臘神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被崇拜的已不再是雷電、大海、太陽、月亮這些自然對象本身,而是掌管這些物象的宙斯、波塞冬、阿波羅、阿耳忒彌斯等人格神了.“希臘神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和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被描寫成是永生的,在各自的領域內往往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力,他們的好惡對人有決定的影響.但是神的某些別號和表征表明,在他們被人格化之前,人們曾經走過了從拜物教到萬物有靈論的漫長的歷程.鷹被看作宙斯的聖鳥,天後被稱作‘牛眼的赫拉’,阿波羅的修飾語往往是‘月桂樹’的派生詞或包含它的復合詞,可見這些神都曾與圖騰有關.”
在中國,上古的文字和傳說中也不難發現壹些類似的蹤跡.例如,《詩緯·含神霧》雲：“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帝王世紀》雲：“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今本《竹書紀年》雲：“黃帝母附寶,見電光繞北鬥,樞星光照野,感而孕.”“帝顓頊高陽母見搖光之星,如虹貫日,感己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堯母慶都與赤龍合昏,生尹嘗,堯也.”“舜母見大虹,感而生舜.”“禹母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即吞神珠而生禹.”《史記·殷本紀》雲：“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我們知道,像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堯、舜、禹、契這類傳說中的人物,應是古代氏族社會的首領,而他們與自然界的壹些特殊對象之間所具有的這種奇特的“血緣關系”,顯然與所在部落的圖騰崇拜有關.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而聞—多在《神話與詩》壹書中考證,龍的形象最初是蛇,由於強大的蛇氏族逐漸兼並了其他氏族,於是就以蛇圖騰為基礎,融合了被兼並的其他氏族的圖騰的某些部分,如馬頭、鹿角、鳥翼、狗爪、魚鱗、獸足等,進而合成了龍的形象.
與“龍的傳人”不同,生活於次大陸上的古代印度人很可能是獨角獸或公牛的傳人.在現存最早的哈拉巴文化遺址中,曾出土了近兩千枚印章,“它們或代表權力,或代表所有權（作為商品制造者的印簽等）.印章上的圖形有獨角獸、公牛和山羊等等.這些動物形象在原始社會往往是氏族部落的圖騰象征.在圖形印章中,刻有獨角獸的最多,約占60%；其次是刻有公牛的印章.這二類印章分布較廣.據此,可以推測獨角獸氏族和公牛氏族的人在哈拉巴文明的統治階級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國家權力機構中仍存有壹些氏族制度的殘余.”
如此說來,圖騰崇拜盡管不能算作所有人類文明社會的“初始集團”,但卻是那些以後的各種集團所得以派生和發展的***同前提,因而有理由成為我們研究之邏輯與歷史相統壹的***同起點.盡管學術界對於圖騰崇拜的文化內涵尚有不同的見解,但至少已在以下四個方面基本上達成了***識：(1)各氏族都相信自己的氏族與圖騰物有密切的血緣關系,因而才將圖騰物視為本氏族的保護神.並常常由此而引出氏族的譜系和圖騰感生神話.(2)每個氏族都對本氏族的圖騰加以崇敬,並相應地形成了壹系列諸如不殺圖騰物之類的禁忌.(3)氏族成員對本氏族的圖騰有壹套祭祀活動,並在日常生活中以圖騰為標誌,表明他們屬於同壹氏族.(4)同—圖騰集團的男女之間禁止結婚,實行外婚制. 顯然,在上述四個方面中,始終包含著作為圖騰物的“自然對象”和這個對象與氏族之間的“血緣關系”這兩大要素.在前壹個要素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探討圖騰崇拜與神靈崇拜乃至宗教信仰之間的聯系；在後壹個要素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探討圖騰崇拜與祖宗崇拜乃至世俗倫理之間的聯系.
圖騰崇拜與神靈崇拜乃至宗教信仰之間是壹種什麽樣的關系呢?學術界對此主要有三種觀點：(1)英國人類學家泰勒等人認為,圖騰崇拜反映了早期人類對世界萬物進行分類的願望,但它與宗教無關.(2)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等人認為,圖騰崇拜雖不同於宗教活動,但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和根源.(3)還有壹些學者則認為,圖騰崇拜本身就是宗教活動的最初形式之壹.在這三種意見中,筆者傾向於第二種觀點,並且認為,圖騰崇拜雖然可能成為宗教活動的基礎,但卻並不必然地轉化為宗教,因為從圖騰物與氏族之間的“血緣關系”中,完全可能演化為祖宗崇拜,乃至世俗倫理.從邏輯上講,作為原始的人類活動,圖騰崇拜本身便包含著向三個方面轉化的內在可能,壹是神話其自然的成分,弱化其血緣的成分,從而將其轉化為壹種與人類血緣無關的宗教信仰；二是強化其血緣的成分,弱化其自然的成分,從而將其轉化為壹種與宗教信仰無關的世俗倫理；三是既神話其自然的成分,又強化其血緣的成分,將二者結合在壹起,從而將其轉化為壹種與宗教有關的種姓制度.前者是西方人選擇的文明路徑,中者是中國人選擇的文明路徑,後者是印度人選擇的文明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