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立誌獻身國防事業。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追求的是他所熱愛的國防事業。大學畢業之際，他說服了雙親，選擇到條件艱苦的西北某軍工研究所，從事火藥研究。改革開放後，他沒有滿足父母的意願調回上海工作，卻選擇入伍，到皖東山區的空軍某試驗站，從事天天與“死神”打交道的彈藥銷毀工作。他從所總工程師的崗位上退下來後，工作壹如既往，壹心傾註科研工作，帶頭參加艱難險重任務。他回絕了親朋好友為他轉業聯系好的有關省市的化工院、輕工研究所工作的好意，謝絕了地方公安、人防等許多大單位的高薪聘請，拒絕了軍地單位所有酬謝。在住院的前壹天，他還自己的研究方案，忍著病痛，準備第二天坐火車到機關去匯報。當躺在病床上時，他仍關心著所裏的科研工作，主動為機場工程排彈車的研制題建議，仍然惦念著浙東某地如何實施安全排彈，直到彌留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