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禮罪”，即“收受禮金罪”，這壹罪名很可能成為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犯罪條款。官員收禮，實際上就是變向受賄。早在西漢時，中國官場便禁官員收禮;南北朝時期的北魏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收禮罪”……
晉代收下屬的禮“合法”有個叫王述的官員，收禮多達1300次，朝中老臣王導遂派人勸他收手，王述卻說“足自當止”
漢代官員調動時禁收下級禮金。漢景帝劉啟繼位的當年（公元前156年）便出臺了多項官場禁令，包括官員職務調動時，如果接收屬下贈送的東西，除沒收所受禮金禮物外，還要免職奪爵，處以罰金二斤。
但到了晉代，官員受取下屬和管轄區禮金卻不違規，反而是“合法”的，這與大多數朝代“禁禮”的做法背道而馳。晉代官場甚至流行壹種“送故制度”，即“送故迎新制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歡送老首長，迎接新領導。
“送故”本來是壹種禮儀，壹些“門生”、“故吏”為表效忠，顯孝心，給舉薦自己當官的領導饋送禮物。東漢時期“楊震卻金”故事，就是門生王密給恩師夜送十斤黃金引發的。
早在西晉惠帝時，送迎之風已開始盛行，“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到東晉時，迎新除派車馬前去迎接，還要營造官邸府宅給新上任官員，甚至得配齊用品;調走後，則有大筆饋贈，數目驚人，動輒以百萬計。有的官員家貧，還可優先獲得去地方做官收禮的機會，稱為“恤貧之法”。
有個叫王述的官員，當年家裏窮，於東晉成帝鹹和九年（公元334年）申請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任職。因在任收禮太頻繁，多達1300次，朝中老臣王導遂派人勸他收手，王述卻說“足自當止”（收夠了，自然就停了）。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劉駿（孝武帝）當皇帝時，竟要求刺史任滿還郡時給他送禮，名為“獻奉錢”。
“官員財產申報登記制度”或源於北魏朝廷派中央巡視員到各地查主政官員的個人財產，只要說不清來源，不是自家帶來的，都視為贓物，全部登記入冊
到南朝時，雖然“送故制度”尚存，但已有相對嚴格的限制，不該收的不準收，否則懲罰。劉宋朝時，本為吳興太守的王韶之便因“去郡長取送故”被免除了官職。
相對於南朝官場的“禮金腐敗”，主要由北方少數民族控制的北朝，則嚴格“禁禮”。 北魏建國初期就對官場腐敗說不，形成了壹整套行之有效的反收禮受賄制度。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收禮罪”，即出現於北魏。
現在“官員財產申報登記制度”，其源頭或許起自北魏。明帝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冬十壹月，朝廷派“使者”（中央巡視員）到各州，查核地方主政官員的個人財產，只要說不清來源，不是自家帶來的，都視為贓物，全部登記入冊，此即所謂“非自家所賫，悉簿為贓”。在北魏收受禮金數額巨大的，可以“收禮罪”判處死刑。據《魏書·刑法誌》記載，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舊律規定:“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
什麽叫“義贓”？南宋末學者胡三省註稱:“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義贓”，與直接貪汙受賄所得的“正贓”相對應。
大力推行國家政治改革的孝文帝元宏，地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官員“班祿制”（工資制度）正式頒布實施後，孝文帝“更定義贓壹匹，枉法無多少皆死。”北魏的“收禮罪”不僅最早明確的收禮罪，而且是中國古代法典上最為嚴厲的收禮罪。為了落實此制度，在詔令下達後，孝文帝即效法明帝神瑞元年的做法，“遣使者巡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余人。”
“收禮罪”的實施，反貪效果顯著。《魏書·刑法誌》總結稱:“食祿者R，賕謁之路殆絕。”意思是，官員們壹個個都趕緊收手，行賄送禮之路幾乎斷絕。
唐朝有完備的反腐制度因權力未能被關進“籠子”裏，官場收禮受賄現象並未杜絕;楊國忠家中積累的上等細絹竟有3000萬匹
到了隋唐時期，中國官場反腐的司法條款更為規範。唐朝繼承了隋文帝從嚴治吏的傳統，對官員“收禮罪”進行了詳細的司法解釋。
據《唐律疏議·職制》，公職人員利用外出公幹時，接受當地所送禮金（物）的，與監臨官受賄相同;如果收取過境地官員贈送的禮金，罪減壹等。如果主動索禮，則與監臨官受賄同罪。所謂監臨官，就是有監察臨視之責的主管官員，通俗說就有工作厲害關系的直接上級領導，這樣的領導受賄所定罪名就是“監臨罪”。監臨罪為“六贓罪”之壹，量刑比較重。
但是，唐朝雖有完備、嚴格的反腐制度，但因權力未能被關進“籠子”裏，官場收禮受賄現象並未杜絕。如吏治很積極的唐玄宗，其任內大貪官多多。楊玉環的遠房親戚楊國忠當了宰相後，大肆收禮，家中積累的上等細絹竟有3000萬匹。
宋朝對收受屬地官員禮金的處罰，效法唐律，但對收取“生辰綱”這樣的“生日禮”，似乎並沒禁止，更未入罪。元代更為嚴厲，將最容易被視為“人之常情”的生日、節日收禮也入罪。但是元朝中後期官場收禮的現象仍然泛濫。
明清兩朝反對官場腐敗可以說比以往歷朝都更加嚴厲。但事實卻令人尷尬，明清官場送禮名目並不見減少。相反，送禮與收禮的“藝術”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以書畫古玩、奇珍異寶為禮品的所謂“雅賄”，在明清時期最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