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壹行詩句可以代表壹種詩派（有壹本英國文學史曾舉柯立治“忽必烈汗” 中的三行詩句：“好壹處蠻荒的所在！如此的聖潔、鬼怪，像在那殘月之下，有壹個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歡愛！”為浪漫詩派的代表），我就願舉這行詩為象征詩派藝術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國現代畫家昂利·盧梭（Henri Rousseau，18 44——1910）的傑作“沈睡的吉普賽人”。假使盧梭當日所畫的不是雄獅逼視著夢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細嗅含苞的薔薇，我相信，這幅畫同樣會成為傑作。借乎盧梭逝世，而薩松尚未成名。
我說這行詩是象征詩派的代表，因為它具體而又微妙地表現出許多哲學家所無法說清的話；它表現出人性裏兩種相對的本質，但同時更表現出那兩種相對的本質的調和。假使他把原詩寫成了“我心裏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會顯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強了人性的內在矛盾。只有原詩才算恰到好處，因為猛虎象征人性的壹方面，薔薇象征人性的另壹面，而“細嗅”剛剛象征著兩者的關系，兩者的調和與統
原來人性含有兩面：其壹是男性的，其壹是女性的；其壹如蒼鷹，如飛瀑，如怒馬；其壹如夜鶯，如靜池，如馴羊。所謂雄偉和秀美，所謂外向和內向，所謂戲劇型的和圖畫型的，所謂戴奧尼蘇斯藝術和阿波羅藝術，所謂“金剛怒目，菩薩低眉”，所謂“靜如處女，動如脫兔”，所謂“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謂“楊柳岸，曉風殘月”和“大江東去”，壹句話，姚姬傳所謂的陽剛和陰柔，都無非是這兩種氣質的註腳。兩者粗看若相反，實則乃相成。實際上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兼有這兩種氣質，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東坡有幕上，嘗謂柳永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為之“絕倒”。他顯然因此種陽剛和陰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實東坡之詞何嘗都是“大江東去”？“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卻被無情惱”；“繡簾開，壹點明月窺人”；這些詞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聲低唱吧？而柳永的詞句：“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嘶”，以及“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機高舉。” 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曉風殘月的上半闋那壹句“暮靄沈沈楚天闊”，誰能說它竟是陰柔？他如王維以清淡勝，卻寫過“壹身轉戰三千裏，壹劍曾當百萬師”的詩句；辛棄疾以沈雄勝，卻寫過“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的詞句。再如浪漫詩人濟慈和雪萊，無疑地都是陰柔的了。可是清囀的夜鶯也曾唱過：“或是像精壯的科德慈，怒著鷹眼，凝視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陰柔到了極點的“夜鶯曲”裏，也還有這樣的句子。“同樣的歌聲時常——迷住了神怪的長窗——那荒僻妖土的長窗——俯臨在驚險的海上。”至於那只雲雀，他那“西風歌”裏所蘊藏的力量，簡直是排山倒海，雷霆萬鈞！還有那壹首十四行詩“阿西曼地亞斯”（ozymandias）除了表現藝術不朽的思想不說，只其氣象之偉大，魄力之雄渾，已可匹敵太白的“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也就是因為人性裏面，多多少少地含有這相對的兩種氣質，許多人才能夠欣賞和自己氣質不盡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國，華茲華斯欣賞密爾頓；拜倫欣賞頂普呂夏綠蒂·白朗戴欣賞薩克瑞；史哥德欣賞簡·奧斯丁；史雲朋欣賞蘭道；蘭道欣賞白朗寧。在我國，辛棄疾欣賞李清照也是壹個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時為什麽我們提起壹個人，就覺得他是陽剛，而提起另壹個人，又覺得他是陰柔呢？這是因為備人心裏的猛虎和薔薇所成的形勢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幾朵薔薇免不了猛虎的踐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園，園中的猛虎不免給那壹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氣質近於陽剛，而後者氣質近於陰柔。然而踏碎了的薔薇猶能盛開，醉倒了的猛虎有時醒來。所以霸王有時悲歌，弱女有時殺賊；梅村，子山晚作悲涼，薩松在第壹次大戰後出版了低調的“心旅”（The Heart's Journey）。
“我心裏有猛虎在細嗅薔薇。”人生原是戰場，有猛虎才能在逆流裏立定腳跟，在逆風裏把握方向，做暴風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顏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創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業；涵蔓耿介拔俗的誌士胸懷，才能做到孟郊所謂的壹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同時人生又是幽谷，有薔薇才能燭隱顯幽，體貼入微；有薔薇才能看到蒼蠅控腳，蜘蛛吐絲，才能聽到暮色潛動，春草萌牙，才能做到壹沙壹世界，壹花壹天國”。在人性的國度裏，壹只真正的猛虎應該能充分地欣賞薔薇，而壹朵真正的薔薇也應該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薔薇，猛虎變成了菲力斯旦（Philistine）；微猛虎，薔薇變成了懦夫。韓黎詩：“受盡了命運那巨棒的痛打，我的頭在流血，但不曾垂下！”華茲華斯詩：“最微小的花朵對於我，能激起非淚水所能表現的深思。”完整的人生應該兼有這兩種至高的境界。壹個人到了這種境界，他能動也能靜，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紀人壹樣的復雜，也能像亞當夏娃壹樣的純真，壹句話，他心裏已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壹九五二年十月廿四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