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天說地] 斯諾登是好人還是壞蛋 ？

壹晃兒，他滯留莫斯科機場好多天了，我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傾向性不清楚了，不知道是傾向他被美國逮回去，還是傾向他能安全抵達政治避難地。他犯的是美國的法律，但也不算是我們的同誌，真不像看兩只外國球隊比賽那樣，總能很輕易傾向其中壹隊獲勝。用兒時語言來表達的話，就是我搞不清斯諾登是好人還是壞蛋。 把人劃分為好人和壞蛋真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在我壹點點長大年代，小人書裏，小說裏，故事片裏及所有被告知的故事裏，都是把人物分成好人和壞蛋兩類的。而我當然是站在好人壹邊的，支持好人消滅壞蛋的。記得有壹本插圖故事書叫《二十響駁殼槍》，書中的大人和小孩兒都是分成好人和壞蛋的。說的是壹個老地主家裏藏著“變天賬”和壹只二十響駁殼槍。老地主老得感覺不久人世時，把孩子叫到床前，最後壹次告訴他們哪塊地哪些房原來是他家的，千萬要記著不能忘，將來要收回來的。要把賬本和槍保存好。老地主不知道窗外有我們警惕性非常高的好少年看得壹清二楚，他的願望當然再也無法實現了。故事書大都看壹遍就完了，而學校裏經常講的好人榜樣和壞蛋的該槍斃的事是經常的。那時我們少年兒童的學習榜樣叫劉文學，是個優秀的少先隊員。他的主要事跡是發現並與竟敢偸公社辣椒的壹個地主搏鬥，不幸犧牲了。想到劉文學，自然又會想到小英雄謝榮策和放牛郎王二小等等，他們面對的地主、國民黨和日本鬼子都是壞蛋，都是應當消滅的。好人自然是我們的軍隊、地下工作者、民兵、群眾和英雄模範等等，當然我自己肯定是好人了。 我把自己小學時代稱作“小時候”吧，那時對故事裏的好人壞蛋界限很清，情感上是愛憎分明。而1966年小學畢業後無學可上，也看不到什麽書了。而在“文革” 現實中看到了許多 真人版的“壞蛋”，這些壞蛋又增加了“走資派”、 “三反分子”、“變色龍”、“小爬蟲”、“國民黨殘渣余孽|”等等數不清的新名稱。就是1966年的夏天開始吧，街上不斷出現批鬥掛大牌子戴大尖帽的“壞蛋”的會場。開始看見大尖帽挺感興趣的，真像電影裏當年被鎮壓的土豪劣紳壹樣，自然以為那當然是壞蛋了，應當批判鬥爭。終於有壹次我擠到了臺前，看清了大尖帽，但我至今忘不了那彎腰人尖帽下那張痛苦的臉。那人站在臺上的壹張凳子上，尖帽的底邊是金屬的。帽子底邊兩邊系了細繩子，有個人在下面不時地往下拉壹拉，直到那人的腰彎得承受不住了，重重地摔到了臺子上……當時我真的不恨那個“壞蛋”了，現在回想那時的感覺是恐怖和同情兼而有之，但懷疑那人是壞蛋。懷疑是從我本來熟悉的好人被批鬥開始的。我家樓下的壹位伯伯，是壹家縣團級企業的監委書記（相當現在的紀委書記），為人和舉止真是幹部的形象，很受鄰居們尊敬的。不曾想，有壹天我看見他掛著牌子站到了批鬥會的臺上。壹個造反派問他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本來是想刁難他壹下，我那時是答不上來的。人家真不愧是位書記，當時就答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那是我第壹次聽到什麽是毛澤東思想的。多年後，每當我在課堂上講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時，總會想到當年那位書記伯伯的形象。但在造反派面前答對了也沒有用，還是繼續批鬥個沒完，但我當時不懂他犯的什麽錯誤，但卻很難認為他是壞蛋。以後，我就不願以看熱鬧的心情去看批鬥會了。但後來有組織時地參加批鬥會不看是不行的。 小學畢業時中學停課鬧革命，我們上不了中學，還歸小學管理。時常被召集回學校，到工廠或農村去勞動。那時工廠和農村也都總開批鬥會，我們去勞動的也得參加。最嚇得我六魂無主的是壹次農村生產隊的批鬥會，臺上五六個“壞蛋”被五花大綁跪成壹排，而且是大腿和小腿呈90度角的跪姿。記不清當時喊什麽口號和問什麽問題了，只記得壹排打手掄起板子猛打那幾個人的屁股和後背。啪啪的板子響和慘叫聲簡直就是中美合作所，太恐怖了。我嚇得大氣都不敢出，跟著喊口號都沒有前排那個叫順子的年輕社員的聲音大，他的父親還在臺上挨打呢。壞不壞蛋的不想了，我認為那麽打人是不對的，打人的人倒是真像壞蛋。然而還有比打人更嚴重的，當時那麽多跳樓跳煙囪的人，定是遭受了比挨板子打更難以忍受的迫害。1968年秋，我們終於走進了尚未復課的中學，那時許多老師還在被批鬥。記得壹位姓郝的老師，隔三差五就被揪鬥。他的罪名主要是兩句話。壹句是“大海航行靠大夥”；另壹句是“沒有救世主哪來的大救星”。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說了這樣的話沒被打死真是命大。但也真有壹位女老師跳樓死了。這位女老師的丈夫和我父親是同鄉又是同學，壹直有來往的。我哥哥備考初中時還到他們家由這位女老師給補課的。他們的次子是我同屆鄰班同學，我們壹起走進中學時就看到那些打倒誰誰誰的標語中有這位女老師的名字。沒想到幾天後這個名字就和“畏罪自殺，死有余辜……”聯系在壹起了，她是從學校三樓走廊堵頭臨時夾起來的“牛棚”裏跳下來的。前些日子回鞍山，幾個同學聚會，其中就有那位女老師的兒子，不經意間他提到了當年為母親平反進京上訪成功的事，但我們都不願擴展這個話題。我們是同齡人，大家都知道，那個年代弄出些“紅五類”和“黑五類”的種種標簽，把人分成好人或壞蛋，完全不受牽連的家庭很少，喝酒之際都願講點愉快的事，不願回憶傷心事。但那個年代的好人和壞蛋往往都是很多名實相反的，當時的造反派壹類的“好人”，其實都是壞蛋，現在出來壹個懺悔的都成了新聞。 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就不應再簡單地把人分成好人和壞蛋了。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該恢復，而具體的人也真不是僅僅是好人還是壞蛋那麽簡單。有壹次遇到在別的單位工作的壹個朋友，閑談時提到我們***同認識得另壹個單位的同誌。這個人政治理論水平之高是挺出名的，許多兄弟單位都知道有這麽個人。但後來他犯了個不太嚴重的生活作風錯誤，弄得挺不好的。朋友問我怎麽看這個人，就是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蛋的意思。其實這也是我的疑問，如果他不犯這麽點小錯誤，就是壹個好同誌。但這點錯誤也不能把他的水平說成不是水平，把他的工作都否定了。於是我搪塞給朋友壹個“人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野獸”的答案。事實上他也仍舊能很好地工作，會看不出和好人有什麽區別的。再進壹步想壹下，壹個人自身也不壹定就是天使和野獸這麽好壞兩種素質，壹定還有介於兩者之間，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的素質種種。至於復數的人，那只能承認素質、立場、價值觀的多元化了，確實不能簡單地以好人和壞蛋來簡單地區分。多元化地認識問題好處理問題當然要更復雜，但要從實際出發只能如此，嫌麻煩也不行。但我是從小開始總是那麽非好即壞地區分人和事都習慣了，現在往往還是自覺不自覺地願意給人貼上好人或壞蛋的標簽，不然就好像不知道該怎麽辦。再加上斯諾登還是個美國人，就更不知道他是算好人還是算壞蛋，不知道是該支持他還是反對他。聽說美國人對斯諾登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政府認為他泄密違法，該抓；有的人認為自己選出來的政府，不該背著選民幹竊聽的事，斯諾登替大家公開政府的工作信息是勇敢。我搞不清，其實也不用我搞清，那是人家美國的事。我知道自己的想法都是老習慣，該改改了，對斯諾登的事當奇聞趣事看看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