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伴隨著2019年諾爾貝獎各獎項的陸續公布,諾獎得主再次成為公眾關註的熱點。
不過,對於中國高校來說,諾獎得主壹年自始至終都是其關註的重點之壹。
今年8月30日, 83歲高齡的諾獎得主哈拉爾德·楚爾·豪森獲聘天津醫科大學“名譽教授”。
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中國高校引進的諾獎得主,著實不在少數。
從5月初至8月底,不到4個月時間裏,中國高校至少引進了9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海南大學壹口氣聘請了4位。
高校的熱情這麽高,輿論的質疑卻不少。重金引進諾獎得主的“性價比”究竟怎麽樣?聘請八旬高齡的諾獎得主,真的劃算嗎?引進諾獎得主成本高昂嗎?
從有據可查的信息來看,不同機構、不同引進方式的花銷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據報道,深圳市政府計劃到2020年,引進不少於10名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科學家。符合條件的諾獎得主來深圳組建實驗室,最高可以得到1億元的建設資助。
山東大學至少已聘請兩位諾獎得主,擔任兼職講席教授。待遇為“聘期內提供10萬元/年的崗位津貼;聘期內根據學科特點提供科研活動經費6萬元。”
1億也好,10萬也罷,如果這些舉措真的對高校的師資力量、科研水平和國際交流大有裨益,這筆錢花得就絕不冤枉。
但問題來了,這些目的達到了嗎?
諾獎得主老矣,尚能飯否?
以近期引入的9位諾貝爾獎得主為例,他們的平均年齡約為73歲。其中年過8旬的有兩位,最年輕的壹位57歲。
諾獎得主
年齡
引進學校
職務
哈拉爾德·楚爾·豪森
83歲
天津醫科大學
名譽教授
野依良治
81歲
哈爾濱工程大學
榮譽教授
阿裏耶·瓦舍爾
79歲
山東大學
兼職講席教授
理查德·約翰·羅伯茨
76歲
江蘇大學
榮譽教授
厄溫·內爾
75歲
海南大學
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
阿龍·切哈諾沃
72歲
海南大學
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
邁克爾·萊維特
72歲
海南大學
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
中村修二
65歲
海南大學
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
愛德華·莫索爾
57歲
山東大學
兼職講席教授
莫非中國高校更青睞資深“資深”諾獎得主?
那倒不是。
2016年的壹組數據顯示,諾獎獲得者的平均年齡超過70歲,且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獲獎者的年齡呈現出壹定“增長”趨勢。
這可能與近幾十年科研工作者、科研成果的數量激增,壹些成果“等待”的時間延長有關。
看來,並非我們不歡迎正值盛年的獲獎者,而是這樣的人本來就太少。
那麽高齡諾獎得主的科研狀態如何呢?
有人曾統計1901~1999年諾貝爾獲獎者情況,發現他們的創造高峰期大約在25歲到50歲之間。
近年來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也基本符合這壹規律。
今年83歲的哈拉爾德·楚爾·豪森,首次提出宮頸癌可能是由生殖器多瘤病毒引起,是在38歲那年。
今年81歲,獲聘哈爾濱工程大學榮譽教授的野依良治,成功合成BINAP分子是在42歲那年。
看看他們近年來的情況:
哈拉爾德·楚爾·豪森的課題組,仍然保持著較為活躍的論文產出。今年,他參與發表的論文有3篇,分別發表在《國際癌癥雜誌》,《新發微生物與感染》,《結晶學報D章結構生物學》上。
而野依良治在2016年到2019年間,只發表了壹篇社論文章。
看來,同樣高齡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可能處於不同的工作狀態。就算有些人在耄耋之年依然“高產”,也很難說反映的是世界壹流課題組的綜合水平,還是諾獎得主的個人實力。
鑒於國內高校絕大多只引進了諾獎得主本人,而非邀請整個團隊,對這個問題更應當慎思明辨。
諾獎得主頭上,是實職還是虛銜?
縱覽諾貝爾獎得主的引進名單,不難發現,“名譽教授”“榮譽教授”“特聘教授”等字眼頻頻出現。
這些頭銜,通常是榮譽稱號,不存在合同約束。即便有合約性質,也缺乏實質性的約束措施。
不過,部分高校也為諾獎得主提供了壹些創新職位。
海南大學
海南大學今年成立國際顧問委員會後,壹次性聘請了4位諾貝爾獎得主作為委員會委員。
據稱該委員會的職責在於:為海南大學制定與實現各項戰略目標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建議,並為海南大學的發展提供幫助與支持。
山東大學
山東大學目前已聘請至少2位諾貝爾獎得主擔任“兼職講席教授”。
山東大學“兼職講席教授”崗位的職責包括:
引進國際高端人才,而有明確的“用人”目標,這是好事。
但是,值得註意的是,這些受聘的諾貝爾獎得主,有不少是“多面手”。
比如擔任海南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的2位諾得主——阿龍·切哈諾沃和邁克爾·萊維特,都在其他高校有多個職務。
部分諾獎得主在中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其他職務
諾獎得主
高校或科研機構
職務
阿龍·切哈諾沃
西華師範大學
特聘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傑出教授
南京大學
名譽教授
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
常務副校長
邁克爾·萊維特
浙江大學
教授
西北工業大學
名譽教授
復旦大學
名譽教授
試問,這些“不把雞蛋放在同壹個籃子裏”的大科學家們,平均給每壹個籃子分配了多少雞蛋?
有沒有來做全職教授的諾獎得主呢?還真有。
2010年,因發現艾滋病病毒獲得諾貝爾獎的呂克·蒙塔尼,被上海交通大學聘為全職教授,並帶領自己的研究團隊“集體落戶”。
當時報道稱,上海交通大學將成立蒙塔尼生物醫學研究所。
之後,就很少聽到這個研究所的消息了。
據學術網站檢索,呂克·蒙塔尼與上海交通大學蒙塔尼生物醫學研究所有關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2011年。2013年後,不再有新的產出。
2018年,呂克·蒙塔尼又與新成立的中國發明成果轉化研究院簽署了***建“呂克·蒙塔尼實驗室”的合作協議。
報道稱“該實驗室將成為其祖國法國之外建立的首個國外實驗室”。
不知道這裏提出的“首個”,究竟有沒有考慮到8年前成立的“蒙塔尼生物醫學研究所”。
引進諾獎得主是否已經背離初衷?
高校引進諾獎得主等高端人才的初衷,是提升科研水平、建設學科團隊、培養優質人才、擴大社會影響力。
如果這些目的達到了,自然是壹件皆大歡喜的好事。
問題的關鍵是,每壹位諾獎得主在“引進”“受聘”“入駐”時,都是壹番熱鬧景象;幾年下來,這些舉措取得了什麽成果,卻總是靜悄悄的。
缺少了後續產出的匯報,難以判斷引進諾獎得主創造的價值,中國高校重金引才的“性價比”自然就成了壹筆糊塗賬。
從高校角度來講,不能僅僅滿足於在人才引進時大張旗鼓、沾沾自喜,更要始終不忘初心,堅持把人才用好,讓人才在最合適的地方,發揮最恰當的作用。
萬萬不能因為“諾獎得主”的光環太盛,就戰戰兢兢地供起來,只敢炫耀,不敢真用。畢竟我們引入的不只是光環,更是卓絕的頭腦。
希望未來,不管是引進諾獎得主,還是引進其他高端人才,都徹底杜絕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弊病。
同時,也要給沒有帽子卻有真才實學的人留下更多機會和資源——能紮紮實實工作,為中國的科研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才是高校真正需要的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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