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青平
本文將從兩個角度回答問題：其壹，是循著老師上課所陳述的思路，盡可能全面地展開三教關系在歷史不同時期發展上的不同特點。
另壹，則是作為本文最後的結論，將從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特質，來透視其在不同時期發展所具有的不同特點，其內在原因為何？
儒佛道三教之所以從開始時的彼此攻訐，幾欲置對方於死地，到最後三教融合、***同構成中華文化的壹個渾然整體，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取代不了誰，是因為它們其實都在壹個文化整體中承擔著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儒家思想益於維持社會的人倫秩序（忠君孝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於張揚個人的精神自由（自在無為、逍遙無待、神遊於天地之間），而佛家思想則能為每個人對自己生死問題的終極關懷提供壹種答案（因果輪回、生死解脫、破除煩惱）。而中華文化作為壹個完整的整體，其實三者功用不同，確實缺壹不可。
值得我們關註的是，儒、道兩家在社會秩序與個體自由的矛盾與對立出現激化時，其文化沖突會表現得尤為強烈，並出現走向極端的傾向，這可以理解何以會由漢代的獨尊儒術嚴守人倫綱常而走向魏晉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飄逸放達。至於佛家，則因其直接切入個體生命所不能回避與關註的終極問題，所以關註個體生命價值的最高哲學表達，又當歸屬於佛家，談到佛道兩教之爭，只能說是宗教資源的爭奪。
另外壹個值得註意的是，由於三家思想都具有協助君王統治、實施社會教化、維持社會安定的文化功能，這又影響了作為集權專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宗教政策，這種宗教政策隨帝王個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運起伏波折。
（壹）、佛教初傳時的三教關系
三教關系，應以三教皆具而形成關系為標誌，所以完整意義上的三教關系，理應從佛教初傳開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傳入，現在學界已大體確定為東漢初年（漢明帝永平年中）。在漢代佛教剛傳入時，大家都看作是黃老道術的壹種，這與當時社會上流傳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關，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人們理解佛教，便把它當作是黃老道術的壹種。具體表現，則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飛行變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終境界“涅盤”，等同於老子的“無為”，而對“輪回”轉生，則理解為靈魂不死。靈魂不死，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當時，人們就是這樣去理解輪回，認為只有靈魂不死，才有輪回轉世。這反映了佛教初傳時的真實狀況，同時也牽涉到與儒家、道家、以及中國傳統觀念的融合與貫通，在佛教初傳之時，這層關系已經表現了出來。
這還可從《弁子理惑論》中見其端倪，此文是現留存下來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傳狀況的壹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從學習儒道而最終轉而銳誌於佛法，並遭到世人的種種責難，於是他根據自己對佛教的理解，壹壹作了回答。其中特別值得註意的，則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對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對中土予其的不同評價所做出的回應。日本人撰寫有關三教的書，都把《弁子理惑論》定為中國三教關系的開端。
儒家：值得註意的是，傳統儒家對佛教的態度，從壹開始就以攻擊與排斥為主。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關系中，正統儒家對佛教的基本態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學，正統的儒家對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學中主導地位的，仍是對佛教的拒絕與排斥。當然，這也不排除另有壹些儒家學者，因受佛教較深的影響，會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壹體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導地位的，大多總是對佛教加以排斥與批評。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對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評，因為這與中國傳統的孝道、和忠君孝親的倫理精神相互違背，所以壹開始就被儒家認為違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為方外之人，拋家舍親，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
在後來的發展中，儒家又與道家、道教站在捍衛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上來反對與排斥佛教。從《弁子理惑論》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關的資料。儒家壹向以華廈正統自居，自先秦始，儒學中就有所謂的華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與狄夷文化之間的關系。到佛教傳入之後，這華夷之辨的問題就更加突顯了出來。
道教：在佛教初傳時期，道教對佛教的態度看起來並不明顯，這方面的資料也比較少。佛教的傳入與道教的形成，在學界，過去認為兩者時間差不多，都大約在東漢末年。現在學界認為佛教的初傳入可以提前到東漢初年，也有人認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經》為標誌，當形成於兩漢之際。《太平經》中，包含有對“不孝父母，不娶妻無後、乞食”的批評。但這是否就是對佛教的批評？實難輕下定論。
從現有的資料上看，佛教是壹個比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創階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學習借鑒的。至於外來的佛教，想在中華大地上生根，也有壹種需要尋求同道的願望。洪老師認為，盡管《老子化胡經》是佛道之爭的產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說”，其說初起時，卻可能有調和佛道的意味。這壹論點是有說服力的，因為佛道相爭，至少得到佛道的發展都具有相當規模、並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爭時才可能發生，而它們初起時，是不太可能爭得起來的。
儒佛關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對佛教的態度還不明朗的情況下，外來的佛教，在進入中國之後，對儒家又是壹種什麽樣的態度呢？根據現有的資料看，佛教對儒家則基本上是以調和與妥協為主，甚至采取積極迎合的態度。這種態度，也貫穿著後來歷史上儒佛關系的全過程。即便是後來宋明理學在學佛的時候同時又大力辟佛，佛教也還是基本上不改其對儒家所采取的妥協態度。只有在某些時候，佛教勢力壯大了，佛教內部有壹些高僧，對儒家思想提出批評，甚至認為佛教的思想高於儒家。但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壹陣子，宋之後這種調子就很少了。更多強調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領域，提倡大家壹起***存互榮。
這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壹，儒家思想壹直是中國文化的本根，是被統治者所確定的文化主體，也壹直是中國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來的佛教，當然要力圖讓自己與儒教相妥協；其二，從佛教角度而言，由於所關註的問題不同，佛教的思想並沒有與儒學思想構成相互矛盾敵對之處，而且佛教也壹直是種和平忍讓的宗教。
調和妥協的方法和途徑表現在很多地方。例如譯經，佛教在譯經時會把壹些不符合儒家倫理的東西給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還對經文做出相應的改變。另外，對那些來自於儒家對佛教服飾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評，佛教也從多方面做出了回應，比方說，佛教強調了自己所具有的社會教化功能，所以，要從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過於苛求，所謂“茍有大德，不拘於小”。另外，佛教也強調了方外之人與世俗之人的區別，出家人為了求道而擺脫世俗，這本身對世俗就是壹個榜樣，不應再用世俗的倫理道德去茍求於他。關於“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論》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壹些回應還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如：堯舜禹這些聖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劃分的相對性，所謂中原，所謂夷夏，本來都是相對的。
佛道關系：佛教對道教的態度，學術界現在有壹些不同的看法。壹般認為：對道教有壹個利用的過程，但也有對其某些主張的批判。利用者，則主要體現在其初傳時，對壹些東西未必分得很細，道教作為道術之壹，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為道術，佛教並不就把道教當作壹個重要的批評對象。
有壹個很值得註意的現象是，佛教傳入以後，就開始有壹種把道教與道家做出區分的趨向。老莊道家的哲學，其對無為境界的追求，其對逍遙境界的追求，可以用來格義比附於佛教，所以可引道家為同道。但同時又對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張加以批評，比如對道教壹些特有的修煉方式，在《弁子理惑論》中可以看到，它不僅對道教的辟谷等等道術進行了批評，而且對所謂神仙不死之術加以否定。弁子說自己也讀過道家諸經，修過道術，拜過師父，以求長生不死，結果拜的師父三個，各自號稱700歲、500歲、300歲，拜了不到三年，他們全死掉了，所以這不可信，自己最後改學了佛法。
現在我們說《弁子理惑論》這本書的出現，可能在東漢末年，也可能在三國初年，這雖有爭議，卻至少表明，在東漢末年或是三國初年那壹時期，佛教對道教的辟谷與長生之術就有了批評。當然這與佛教自身的理論有關，佛教講諸法無常、因緣聚合、成住敗滅，而道教徒偏要講長生不死、與道合壹。這壹方面雖是理論上的探討，卻也牽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
三教壹致論：另外壹個值得我們註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論》中出現了最早的“三教壹致”的觀點。由此可見，三教壹致論，最遲在三國初年已經被提出。根據現有的資料，最早的三教壹致論出現在《弁子理惑論》中，可見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場上提出來的。但這裏要註意的是，同樣是講三教壹致，它卻可以從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來提出，也可以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這裏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為了與儒道緩和關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後來，壹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論與三教壹致論，他們強調的，則是對佛家的東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簡單排斥，在這過程中，他們更多的還是為了張顯自己本家的學說和本家的學問。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他們都主張了三教壹致和三教融合，就認為他們都是壹樣的。
關於三教壹致，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證。比方說，他們都強調三教聖人沒什麽不同，成聖、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壹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論上也是可以會通的，他們在強調三教壹致時，往往還會利用中國語言中“道”這個概念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可變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們往往會講，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說的本來就是道，而儒道，則是孔孟儒家之道，他們都可以把思想在“道”這壹基點上統壹起來。這正好反映了“道”這個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最早提出的三教壹致論，主要是強調其有利於社會教化，有利於社會的安定，並有利於封建宗法制的鞏固和加強。這種三教合壹的觀念，後來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內部，就不斷有人這樣提出。這也為三教後來在隋唐時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礎，並為後來不斷有人提出完善這種三教合壹的思想開啟先河。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三教關系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較鞏固和壯大，所以三教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也就進壹步激化，這構成了這壹時期三教關系的突出特色。三教關系壹再引起爭論，所以關於三教關系的討論，在當時就已經比較激烈了。三教壹詞並非現在才有，它在南朝時就已經被廣泛使用。三教之“教”，並不如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語義，實質所指的是壹種教化、教義與教說，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
儒佛道三教關系，在魏晉南北朝是壹個重要的階段，這是三教關系全面展開的時期，也是三教爭論全面展開、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時期。這個時期三教爭論和融合的頭緒也特別地多，涉及的問題也非常廣，出現的論著也非常多。許多重大的事件，特別是帝王直接參與並組織的專門討論三教關系的活動也特別之多。而且，在這壹時期帝王的三教政策還尤其值得我們註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動、變化，這都跟當時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
佛教：這個時期的佛教，通過與魏晉玄學的交融，而全面進入了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不僅躋身於中國哲學思想領域，而且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隨之而來的，則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道兩家的沖突也就不斷地加深與激化。佛教隨著勢力的壯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這個時期佛教與儒道的爭論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問題，不僅僅是信仰，有時還牽涉到政治與經濟上的諸多問題。
從政治上看，中國社會由統壹走向了分裂，南北出現了很多割據的政權。這些割據政權出於自己政治統治的需要，對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和宗教文化政策。這裏面還牽涉到壹個北方不少少數民族的統治，其本身與漢族就有壹種異族統治文化與漢族宗教文化差異的成分。比方說，作為外來統治者，他要來統治漢民族，就要利用漢民族傳統的文化與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後會選擇儒家。但也有另壹種情況的出現，比方說作為中國佛教第壹次被官方認可的時代：後趙的石勒、石虎時代，作為統治者，他是異族的，是少數民族，他當時表態自己為什麽支持佛教，因為有人排佛，認為佛是戎神，他則回答說：我自己就是胡人，當然信胡神，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在這個時期，出了很多對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統治者，比如東晉時期壹直到宋齊梁陳各個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時，宋文帝的壹句話足以道出其底蘊，他說道：如果舉國之士，全來信佛，人人為善，那麽國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則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穩他的帝座。這句話說明，帝王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佛教確實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從這壹個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並因而推崇佛教。
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對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經作《舍道歸佛文》，並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幾可謂以佛化治國。他對佛教確實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歷代都把他看作是壹個護法的皇帝。關於梁武帝，歷朝歷代的評價都不壹樣。批評他的人，覺得他迷信佛教，最後連國家都丟掉了，信佛誤國。但也有人認為，梁代立國，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會把國家丟掉，他的滅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說就因為佛教。但值得註意的是，梁武帝在對待三教關系，有其獨到見地，對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為皇帝，他註過很多儒家經典，也參加過佛經的譯經活動，還會親自登臺講經說法。
這個時期有兩次重大的滅佛事件，壹次是北魏太武帝的滅佛（公元446年），另壹次是北周周武帝的滅佛（公元574及577年），兩次都有它們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同時也與佛道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都有道士在裏面活動，也都有帝王個人的好惡。但滅佛之後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復並大規模發展，這也說明宗教的發展，自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所以對待宗教問題，不能簡單地以行政的手段來進行處理，壹個皇帝以個人的好惡毀寺滅佛，但換了壹個皇帝，佛教卻又迅速得以復興。
儒學：從思想上看，兩漢神學化的經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衰落了。這時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玄學盛行，佛教發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學獨尊、經學盛行，則讓位於這種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局面。這也使得壹些統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學士對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資源產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斷，做出不同的取舍。這裏面就出現了很多復雜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關系，已與漢代大不壹樣，儒學獨尊的局面，讓位於儒佛道三教並存***進的局面。雖然三家彼此存在著爭論，但還是在矛盾沖突中***同存在，***同發展。
在儒佛道三教並存的情況下，有壹個問題是值得註意的，就是如何看待這個時期儒學的社會地位？漢武帝以來，儒學壹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導。但在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儒家卻找不到壹個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壹個大的儒家學派，也找不到幾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麽，怎麽來看待這個時期的儒學？
學術界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在這壹時期，是佛教占據著主導的地位，也有人認為，仍然應認為是儒學占主導地位。但實際上，從它實際發揮作用的角度來講，儒學仍然被認為是文化正統，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壹的意識形態。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其壹，是儒學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內容，是它對封建倫理名教的重視，而這些東西，是最適合封建社會需要的，也是封建統治者治理國家真正的有力工具，這些東西，由於當時社會宗法性的結構並沒有改變，所以儒家的這壹套東西，實際上還在默默地依著慣性，發揮著它的主導作用；其二，我們還可以看到，儒學始終是國學，它始終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內容。佛教與道教，盡管在社會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是他們都沒有能夠進入國家教育領域及機構。就是在社會上，壹般人所尊奉的社會道德規範，也仍然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主，這就可以看出，在當時，儒家還是起著實際上的主導作用。
在這個過程當中，少數民族政權，他們也在探討著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會文化功能，以及它們所發揮的不同作用。所以這時期的帝王政策經常會有變動，壹會兒有人崇佛，壹會兒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時候，周武帝（三武壹宗）在總結了以往統治者的經驗與教訓以後，則明確表示了回到以儒學為主的統治態度，強調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學為主。所以經歷了以前眾多帝王左右搖擺之後，他最後明確宣布：三教當以儒為先，以道為次，以佛為末。
現在學界有壹個看法，認為這是壹個重要的標誌，標誌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與思想家對儒家正統地位的重新認定，而這也為隋唐時期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奠定了基礎。當然，這種選擇，有它的社會必然性，這已不是哪壹個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學家個人的好惡，而是對整個社會發展，對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壹個選擇。
道教：這時的道教，則成功地由原來民間化的道教，向上層化、貴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轉化，甚至從民間轉向了官方。比較而言，作為儒家，從漢武帝以來，就壹直是壹種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間向官方的轉化，在壹定程度上也被納入了官方意識形態之中，成為統治的輔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對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對南、北天師道的改革。
這個時期，統治者對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與重視並重的政策。道教從民間起家，最初與民間起義往往有牽扯不斷的聯系，所以統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態度。但是在民間流傳的東西要禁止是很難的，往往禁而不止，還會死灰復燃，所以最後幹脆就改變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攏壹部分人，並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層貴族化的道路。統治者對道教的利用，大大促進了這個時期道教的改造與發展。
當然，這個時期道教與封建王權也有矛盾沖突，就有壹些統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貶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還有壹些統治者由於政治經濟上的利益，與道教發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齊時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時，也沙汰了道教。
不過從整體上看，這個時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於它比較自覺地迎合帝王政治統治的需要，擁護王權，同時它又始終以儒家為自己的同盟軍，以中華文化的傳承自居，這樣既能夠排斥佛教，又能夠得到帝王的認同。當然，道教的勢力從總體上看，卻不如佛教，所以從政治、經濟各個方面來說，對王權政治，以及對儒學的正統地位，並沒有構成很嚴重的危脅。故而總體上，道教在這壹時期並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壓制與打擊。
佛道關系：這個時期，佛道沖突，是壹個非常令人註目的現象，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註意到，佛道之間強調融合的觀點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張融，他有壹部作品《門律》，是壹部類似於家訓式的著作，裏面專門有壹章，其標題就是《通源二道》，論證佛與道的壹致性。另外南宋時有壹道士寫了《正壹論》，也主要宣揚佛與道的壹致，其中論證，佛道都為了求那根本的“壹”，就是“道”，後來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謂的三教。
講到佛道之爭，我們得註意到，雖然這個時期佛教、道教的勢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卻會相對薄壹點，然而它卻依有壹種傳統宗教、傳統文化的優勢，所以也就對佛教毫不忍讓，展開的沖突與矛盾顯得比較多。這個時期有幾本佛道之爭重要的著作，其壹是宋末道士顧歡所作的《夷夏論》，從夷夏之辨的角度來討論佛道關系，壹方面他似乎在調和兩家，稱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壹方面卻又認為，華夏民族是壹個文明的民族，儒道對之最為適合，而佛教則更適合夷狄之幫，因為夷狄之人比較野蠻粗俗，所以佛教講的天堂、地獄可以威脅他們，而我們是禮儀之幫，所以我們有儒有道就夠了。另外，還有壹個南齊末年的道士，假托張融之名，作了壹個《三破論》，對佛教批評得相當尖銳，認為佛教“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從修身、齊家、治國三個方面，對外來的佛教展開全面的批評。我們也可以看到，來自於佛教徒對這三破論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值得註意的是劉勰的《滅惑論》，對其中逐條進行批評，有些批評還是很有說服力的，比如人們說梁武帝信了佛教，國家就破國了，他說佛教傳入之前也有很多國家滅亡了，所以不能把國家滅亡的原因簡單地歸結於佛教，同樣佛教傳入以後，也有壹些朝代是很興盛的，所以不能只舉滅亡的朝代而不舉興盛的朝代。
這個時期佛教徒對道教的攻擊，有兩點值得大家特別註意的，壹是繼續把道家與道教作了區分，利用道家來攻擊道教。這個時期就有人明確提出，現代的道士，開始於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把道家與道教區分的同時，就對老莊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為鬼道、鬼法、妖法。這壹點，在三教關系中非常重要，因為這正好又從反面促使道教在這個時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從理論上完善自己，剔除那壹些粗俗的成份。這體現出了歷史的辯證法，從反面對它的批判與攻擊，卻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與發展。
另壹個值得註意的是，這個時期佛教徒對道教的攻擊，往往給道教帶上壹頂帽子，叫做：“挾道作亂”，指責道教常常組織叛逆。而歷史上道教自民間而起，道教也確實多次被民間起義所利用，這情況壹直到東晉時期還有，這樣就被佛教徒拿來作為攻擊道教的話柄。批評道教“犯上作亂”，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來限制或者打擊道教的傾向和要求。所以我們說，這個時期的佛道之爭，往往並不僅僅只是壹種宗教沖突，有時甚至表現出壹種政治鬥爭的傾向。只是在客觀上，這也有助於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與民間起義相結合的民間性，並促使它加快完成貴族化、上層化的過程。
這就體現出沖突與促進之間的矛盾，促進之後，又會在更高程度上展開新的沖突。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間的關系，他們彼此之間的沖突與融合，確實是交互進行，相互促進的。
儒佛關系：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儒佛之爭的壹個重大事件，是範縝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對佛教展開的全面批評。範縝《神滅論》的提出是有壹相當大的歷史背景的，當時不少作為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對外來的佛教，從社會經濟、王道政治、倫理綱常、哲學思想等等諸多方面，都展開不少批評。其中有些批評還有說理的成份，有些批評則純屬謾罵，比如：隨心所欲地解釋佛，說佛是什麽，佛者戾也，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為佛。這就不是壹般的討論，而是壹種惡意謾罵。
在這個時期，儒佛之爭有很多問題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除“神滅神不滅”之爭外，還有因果報應之爭、佛法與名教之辨、夷夏之辨，這些都是當時討論比較激烈的問題。這些討論，從現有的資料上看，理論上的討論在南方展開得比較多，而采取比較多的謾罵及實踐上的打擊，則在北方比較多。北方好武功，理論上的討論比較少，而東晉之後學風南移，文化學術也以南方為興盛。同樣壹些討論，如南方會討論“沙門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則壹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稱帝王就是當世的如來，拜帝王如拜佛。這裏就表現出了南北的差別。
三教壹致論：上面講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對儒佛道三教的發展及其關系的演變，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於儒佛道三教能夠並存，並能夠從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壹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壹定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三教壹致論也有了新的進展。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壹些代表人物站出來呼籲三教壹致。佛教徒中，比較重要的，比如說晉宋之際的宗炳，其在《明佛論（神不滅論）》中強調，儒佛道三教的聖人都是勸人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壹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齊時的張融，專門對儒佛道三教的關系作出論述，認為三教根本上是壹致的，之所以出現差別，是出於人們對它們的不同看法而已。歷史上留下壹個說法，據說張融臨死時，左手拿著壹部孝經和老子，右手拿著壹部《小品》與《法華經》，表示他至死，仍然堅持三教壹致與三教並重。儒家中間也有壹些代表人物，站起來呼籲三教是壹致的，比如東晉時的孫綽，他在《喻道論》中認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張三教壹致論，最有名的則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說”，不過，其中卻有壹種把儒與道說成來源於佛教的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詔》中，把釋伽牟尼與孔子、老子說成是師徒關系，認為孔子、老子都是釋伽佛的弟子，所以他曾經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則比作天上的星星。進壹步研究我們也發現，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說，很可能來源於當時的壹部偽經：《清靜法性經》，此經現已亡叠，但北周時期道安所寫的《二教論》曾經引述其論，裏面講到佛陀派了三個弟子到東土來傳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來的弟子。梁武帝之說可能受此影響。另外，現在隨著研究，大家也都傾向於認為，這其實是壹種佛道之爭的產物，因為當時道教也曾經提出過三教同源說，認為儒佛道都同源於道教。比如西晉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經》，裏面提出，孔子問禮於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關化胡，為佛陀之師，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師。由此可見，同是三教同源之說，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場，擡高自己的現象。
另外，在這個時期，在強調三教壹致的同時，我們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