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有什麽區別

妳好，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它們都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規制，在根本上都有利於維護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在許多方面都有密切的聯系，而明確二者之間的區別更有利於對其進行準確理解。 壹、具體法益目標不同 法益目標是法律首先追求和實現的利益。不同的法律部門有不同的法益目標。經濟法的法益目標是社會公***利益，社會公***利益就是指那些廣泛地被分享的利益。[1]作為經濟法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在法益目標上有著根本的壹致性，但由於它們在規範市場的過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結構體系，因此在立法目的和宗旨上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差距。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目的是“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中華人民***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分析在該法中規定的六種純粹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可以發現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主要特征在於惡性競爭，或者說是競爭過度。這種行為侵害的是他人的直接的經濟利益，是對市場關系的直接破壞。如比較典型的假冒註冊商標行為：在同壹市場上相互競爭的經營者，在正常競爭(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科學管理等手段)不能實現排斥對手的情況下，采用在同壹商品或類似商品上使用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或相似的商標，以蒙蔽消費者。這種行為在表象上並不是抑制了競爭，而是把競爭發展為壹種非正當的行為，對社會經濟秩序及消費者都產生了嚴重的危害。反不正當競爭法正是基於市場競爭中出現的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為保護市場秩序、防止競爭過度、消除惡性競爭的影響而制定的。因此可以說，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維護微觀的競爭秩序，制止具體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現代意義上反壟斷法的產生以美國於1890年頒布的《謝爾曼法》為標誌。考察該法產生的背景及其實施過程，可對其所倡導的價值窺見壹斑。在該法的實施中，始終把競爭秩序作為其保護的主要對象。《謝爾曼法》對後世各國制定的反壟斷法或反限制競爭法有重大影響，以至於當今各國反壟斷法均宣稱把競爭作為自己的保護對象，從而導致競爭成為各基本價值的集中體現，是反壟斷法判斷規範對象的永恒尺度，因此競爭構成反壟斷法的特有的法價值。[2] 在美國微軟公司違反反托拉斯的案件中，2000年6月7日傑克遜法官做出最後判決，將微軟公司分割為兩家，以糾正該公司的反競爭行為，我們無意去評價該案件的具體判決結果，單從該案的發生來看，它體現了反壟斷法所倡導的基本價值，即反壟斷法保護的不是競爭者，而是競爭本身。正如有學者針對微軟壟斷案時所分析的：微軟實力強大，95%的電腦開機時都在閃爍著微軟的標識，司法部都沒管。但是，微軟利用Windows和IE的捆綁來排擠對手，甚至1995年它還直接要求網景停止開發Netscape，就違反了法律。我們需要的是平等和自由的競爭，任何人在市場競爭中不能淩駕於他人之上，這才是正義的根本。[3]這體現了反壟斷法以維護整個市場競爭秩序為其法益目標。從美國20世紀之初標準石油公司案和美國煙草公司案到1945年的美國鋁公司案，再到當今的微軟壟斷案，無不折射出“寧可犧牲壹個大公司，也要維護競爭秩序”這樣壹種基本價值觀，因為“對消費者和技術創新至關重要的是競爭，而不是公司規模。”(傑克遜語)競爭才是整個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基礎。因此，反壟斷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集中體現，是從宏觀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有力武器。當然，反壟斷法本身並不是僵化的，它具有很強的政策性，立法者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的具體態勢制定相應的法規條例。綜上所述，“反壟斷法的基本價值在總體上是通過保護競爭或維護競爭秩序這種特定方式來體現的，而在保護競爭或維護競爭秩序時所要實現的具體目標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則是不完全相同的。”[4]可以說，反壟斷法的法益目標就是通過保護競爭或維護競爭秩序從宏觀上來實現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 二、功能不同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不同角度***同實現根本的價值目標。在這壹過程中，它們的功能又體現出許多些微的差別。 由於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範的是競爭者具體的競爭行為，因此，它強調對競爭者本身私的權利的保護。有學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有利於保障靜態的財產權和人身權，可以說是商事或經濟領域的侵權法。[5]不正當競爭行為更多是對其他競爭者財產和人身權利的直接侵害，而受害者可援引反不正當競爭法獲得救濟。盡管它最終也妨害了市場正常的競爭秩序，但是作為財產權和人身權的主體(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來講，他們更為關心的是如何去保護自身這種具體的利益不受侵害，更為看重所被侵犯的具體利益如何得以恢復或彌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應屬私法領域，還有的則認為其應屬於公私兼具的法律。在這裏，筆者無意去爭論反不正當競爭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只是本著與反壟斷法的比較這壹角度出發，看到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其功能上確實存在與反壟斷法不同的地方。 反壟斷法從根本上規制市場競爭秩序，因此反壟斷法有利於實現動態的交易安全，主要不是為了維護個別主體的具體權益。與之註重社會整體效益和競爭秩序的立法目的和宗旨相聯系，反壟斷法在某種情況下往往忽視甚至損害了消費者或經營者的暫時利益。這裏我們可以參照掠奪性定價這種典型的壟斷行為來分析。根據世界經合組織(OECD)和世界銀行的界定，“掠奪性定價是支配企業以非常低的價格銷售商品，以將競爭對手排擠出市場，阻止新的進入者進入以及成功地壟斷該市場的行為。”[6]該行為的成本雖高，消費者也將暫時受益，但掠奪者通過這種手段將競爭對手排擠出市場，而後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將遠遠超出實際的損失。反壟斷法不會因為消費者暫時的受益而默認該種行為，同樣也是因為這種行為觸動了市場秩序的根基競爭。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反壟斷法是最能體現出經濟法註重社會整體效益這壹特點的法律門類，它嚴格地遵循著自身所倡導的價值理念。 三、規範方式不同 法律的功能或作用是通過法律的適用來實現的，而適用法律必須依靠壹定的規範方式，規範方式也體現出法律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因此規範方式是任何壹部法律必須具備的形式要件。由於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的法益目標和功能具有壹定的差異性，所以在規範方式上也必然表現出壹定的區別。 在區分兩法的功能時，我們指出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範的是具體的財產權和人身權，這就決定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和適用較為具體。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涉及到的每壹項不正當競爭行為都較為詳細具體地規定了其構成要件，明令禁止。這樣具體、可操作性極強的規範方式有利於被侵權人援引該法獲得救濟，也有利於執法部門嚴格把握正當競爭行為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界限。從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踐來看，這樣的規範方式更易於人們接受，也有利於廣大消費者對市場競爭過程中存在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監督和檢舉。 反壟斷法的政策性較強，各國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對它的適用也不完全壹致。因此反壟斷法的規定和適用較為籠統，靈活性較大。從各國反壟斷立法實踐來看，都特別強調了確定壟斷行為的基本原則，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靈活地應用這壹原則去解決實際問題。壹般來說，反壟斷立法原則主要有結構主義和行為主義兩種方式。 所謂結構主義的壟斷制度，“是指為了控制行業集中度而對行業集中狀態進行規範的壟斷控制制度。”“而行為主義的壟斷控制制度，則指僅規範占市場支配地位企業的市場行為的壟斷控制制度。”[7]這兩種制度有時也被稱為“本身違法原則”和“合理原則”。前者對市場的規制比後者更為嚴厲。目前對市場狀態本身進行直接規制(即采用結構主義或本身違法主義)的只有個別國家的反壟斷法，日本《壟斷禁止法》被認為是這種典型。有的國家如美國，對壟斷狀態的態度並非體現在專門法律的明確規定中，而是由法院或者專門機構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對“壟斷化或圖謀壟斷化”加以認定、處理，因而態度並非壹貫的。如美國法院在1920年“美國訴美國鋼鐵公司案”和1945年“美國訴美國鋁業公司案”中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前者采用了合理原則，而對後者則采取了本身違法原則。 四、調整方法與救濟措施不同 法律的調整和救濟制度可以說是其生命的核心。如果在壹部法律中不規定如何制裁違法者，不規定當事人保護權利的途徑和方法，那麽該部法律也就形同虛設。因此，毫不誇張地說，任何法律最終的價值核心均歸結為法律責任。 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在當事人已經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或該行為已結束之後，才對權利受害人進行權利救濟，主要是事後規制。其法律責任以民事制裁為主，輔以行政和刑事制裁手段。前已述及，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了直接的財產權和人身權，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它自身帶有了壹些私法的特點，因此法律責任以民事責任為主，但反不正當競爭法同時也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和幹預，它必然要反映出公法的基本特征，因此它還輔之以行政和刑事手段。 反壟斷法主要是事前管制，如調查市場結構、掌握和公布壟斷情況及壟斷企業名單、核準卡特爾等。它偏重行政手段，並輔以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手段。確定壹個企業是否實施了壟斷行為，包含許多因素，要從許多方面入手，執法機關不能僅僅在壟斷已發生後才去調查。因此，對於反壟斷案件來說，其司法成本是相當高的，而且也必須有壹套完善的司法制度體系來擔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