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的概念源自貝特森（Bateson , 1955），由高夫曼（Goffman , 1974）將這個概念引入文化社會學。後來再被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成為了定性研究中的壹個重要觀點。高夫曼認為對壹個人來說，真實的東西就是他或她對情景的定義。這種定義可分為條和框架。條是指活動的順序，框架是指用來界定條的組織類型。他同時認為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也就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關於框架如何而來，高夫曼認為壹方面是源自過去的經驗，另壹方面經常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
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礎上進壹步認為框架定義可分為兩類，壹類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範圍；另壹類是架構——人們以此來解釋外在世界。這裏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為壹個名詞和動詞的復合體。作為動詞，是界限外部事實，並心理再造真實的框架過程；作為名詞，就是形成了的框架（臧國仁，1999）。對於作為動詞的框架，學者們對於它的具體機制作了許多的研究，並且有不同的說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認為是選擇、強調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選擇與凸選，而臺灣的鐘蔚文與藏國仁認為是選擇與重組等。中國學者潘忠黨認為，框架的分析，“是壹個關於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的研究領域”。 對於新聞媒體的框架研究，學者們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認為框架是新聞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壹件事，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在對新聞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認為，框架是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眾、社會情境之間的互動的結果。
框架分析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逐漸受到國內外傳播學者的重視並且越來越得到廣泛的應用。黃旦教授在《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壹書中，對框架理論分析到，從框架分析角度，新聞生產本省就是壹種社會性生產。在這樣的壹種生產過程，新聞首要的是壹種社會制度。首先，新聞是對新聞消費者制作能夠得到的信息的壹種制作化方法。消費者購買報紙是為了他或她要閱讀喜劇或橋牌專欄，了解天氣預報，尋找正在放映的電影，或閱讀關於洪水、水災或社會動亂的報道。其次，新聞是合法機構的同盟。國務卿可以在新聞媒介中發表自己的觀點，普通的男男女女就不能這樣使用媒介，壹般市民也不能像合法政治家和機構所擁有的那種權力，把自己對新聞的反應變成公***政策和計劃。最後，新聞是在組織機構中工作的專業從業者所發現、搜集並傳送的。這樣，新聞不可避免地依賴於制度化過程可遵循制度化操作的新聞從業者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