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壹則明末流傳很廣的愛情故事。較完整的記載初見於明宋懋澄《九籥集·別集》卷三(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排印本)，題為《珠衫》。故事說：楚中有壹商人，年紀二十余歲，妻子很美。商人往廣東經商，其妻在家獨守。居處臨街，婦人每臨窗垂簾張望以盼其夫。壹日，忽見美男子像其夫，於是打開簾子往外看，恰被男子看見，以為婦人有意於自己，因其美貌而銷魂失魂。男子是新安(今安微歙縣)人，到楚中經商已二年，認識市東壹賣珠的老婦，即去求老婦為之設法和婦人相見。老婦見男子出手豪闊，拿出白銀百兩，黃金數錠，且有“事成謝當倍此”的許諾，驚喜應承。老婦與楚商婦並不相識，以新安人的買賣行正與楚商家隔街相對，因之設計。第二天，老婦以賣珠名義到新安人處，兩人高聲討價還價，在日光中把弄珠寶，引得市上人們圍觀喧笑。楚商婦聞聲見珠，讓侍女召老婦至已處看貨，從此結識。楚商婦獨居寂寞，而老婦機穎巧捷，言辭伶俐，兩人話語投機，深得楚商婦喜歡。相交日久， “婦日不能無媼矣”。於是，老婦乃以自家居處太雜亂，楚商婦處寬敞幽靜之語試探，楚商婦慨然邀其搬入自己家，並與自己壹室同住，便閑淡解悶。入夜，老婦常以淫辭挑楚商婦。終於有壹天，老婦暗引新安男子入室，與楚商婦相會，兩人相得甚歡。自後無日不至，楚商婦與新安人感情日深。新安人臨返故裏，向婦人要壹物為記念。”婦人開箱檢珠衫壹件，自提領袖，為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熱，極生清涼，幸為君裹衣，如妾得近體也。’”新安人離後，日思婦人，珠衫不離左右。第二年，他也經商到廣東，在旅館中巧遇楚人。兩人壹見如故，戲談平生隱秘之事。因楚人在外是用化名，新安人不知，即談到在楚地遇婦壹事，並出示珠衫。又言請楚人歸時托為捎信，楚人稱與婦人系表親，新安人頗悔失言。楚人歸家，即以妻母病為理由，送妻回娘家，附信乃為休書。其嶽父上門爭辯，楚人並不解釋，只是索要珍珠衫，婦人知事發，慚愧欲死。有吳中進士到廣東做官，路過楚中，以五十金娶楚商婦為妾，楚商知道後，把婦人原室中金帛珠寶***十六箱，原封作為陪嫁給了婦人。再壹年，楚人又到廣東經商，娶繼室。準備歸裏時，因與人看貨議價不合，兩下爭執，對方年紀老邁，撲地暴死。見官後，判案者正是吳中進士。婦人知前夫遭事，假稱系已之兄，哭求其夫為之解脫。楚人死罪被免，及與婦人相見，兩人抱頭痛哭。吳中進士看出破綻，問出情由，即讓楚人攜婦回，並歸還十六箱陪嫁。
原文為文言筆記體，於故事結束後，作者又記道：“或曰：新安人客粵，遭盜劫盡，負債不得還，愁忿病劇，乃召其妻至粵就家。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 *** 也。”因事情未免過於巧合，作者以“廢人曰”的名義批了壹句：“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對傳聞是頗帶不屑之意的。不過，由此也可看出，這則故事當是早已流傳於人口，作者是根據流傳的故事記載的。馮夢龍托名淡淡外史編《情史類略》(亦名《情史》)，將此文收在“情報類”，僅個別字句略異，而題己改作《珍珠衫》。他在篇後雲： “小說有《珍珠衫記》，姓名俱未的。”其所謂小說，不知所出，而說其中人物俱不出姓名，大概與宋氏記載壹樣，或者是因有所避諱而隱其名存其事的。
作為筆記體小說，宋懋澄的記載只是簡述了故事情節，並沒有展開描寫。如故事中沒有正面寫楚人與妻子間的愛情。盡管從楚人在外經商久不歸，其妻時常於窗前垂簾張望，及見貌似丈夫的人，急切間啟簾細看;楚人雖休了妻子，卻不詳說緣由，妻外嫁，又原封陪送妻房中原有箱籠等細節，可以感覺到他們的感情基礎，但這只不過是於客觀敘述中有意無意間對夫婦日後的團圓作了鋪墊。缺少了正面描寫，楚人婦的臨街張望，總不免有涉輕佻之嫌，這顯然是有悖於故事本意的。所以馮夢龍的《情史略編》轉引時，開篇即補說他們“夫婦之愛甚篤”。有此壹言，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就更合乎情理，真實可信了。
宋懋澄的記載，就故事本身而言尚感粗疏，但其文筆簡潔，層次清晰，把壹個曲折的故事用不長的文字表述得有條不紊，仍然顯示了作者紮實的文字功力。此外，作為壹個有影響的愛情故事的初見筆記記載，它在研究我國小說發展史上也是相當有價值的。
“珍珠衫”故事在明末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也許是與宋懋澄的“稗官家言”的同時，有關這個故事的平話、戲劇也已流播於世了。明末劇作家袁於令曾作有《珍珠衫》傳奇，其佚曲見於《明清傳奇鉤沈》中。又有葉憲祖作《會香衫》雜劇壹種，見於《遠山堂劇品》著錄，書中列此劇入“雅品”，並謂：“北二劇，***八折。此即《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傳也。上劇止奸尼賺衫壹節事耳。未盡者以次劇繼之。元人原有此體，如《西廂》之分為五劇是也。桐柏邇來之詞，信手拈出，俱證無礙誰摩矣。”惜其原作已佚。《遠山堂明曲品》還載有兩個相關的劇目： 《珍珠衫》，柳××撰，“此易蔣興哥為王士英。‘訛奸’壹節，皆六婆為之，而巧兒卒以貞終。然末段收煞，殊少精神。”《遠帆樓》，閑閑子撰，“此即《珍珠衫》傳，惟會合稍異。其中俊句不乏，惜安頓無法，蓋由作者尚未夢見音律，漫然握管耳。”由這些劇作的產生，可以想見當時人們對這個故事的喜愛程度。較之筆記，劇作裏的人物都已有了名姓、只因劇本都已失傳，而不能得見全貌了。今日易見的最完整的“珍珠衫”故事，是收入馮夢龍編的《古今小說》的第壹篇擬話本《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小說又見於《燕居筆記》和《今古奇觀》。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基本情節，與前述筆記故事是壹致的。作為擬話本小說，它對故事人物的姓名、身份都有著比較詳盡的交待。比照筆記故事，在小說中，楚人名蔣德，小名興哥，是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今屬湖北)人，外出經商時稱羅小官人;楚人婦名喚王三巧;新安人姓陳名商;賣珠婦稱薛婆;新安人婦為平氏等等。小說取題中突出了“重會”二字，以此來達到所謂“果報不爽”，勸人安分守己的宗旨。既強調“重會”，小說就把宋懋澄文末的“或曰”部分納進了正式內容，說陳商從棗陽回到新安，壹心只想著王三巧，朝幕把玩珍珠衫，長籲短嘆。其妻平氏奇怪衫兒來的蹊蹺，就在丈夫睡著時，偷偷拿去藏匿了。陳商醒來找衫兒不著，終日與妻爭吵，沒奈何，又帶了銀兩回棗陽來。豈料路遇強盜，只逃得性命，住到棗陽舊寓。意想找王三巧借些東西以圖恢復，後知王三巧已被蔣興哥休掉，轉嫁了南京吳進士，薛婆也被蔣家找人給打了，已遷居鄰縣。陳商驚急之下，害了病，寫家書召妻平氏到棗陽。及平氏到日，陳商已死。平氏所帶銀兩首飾因被隨從偷了逃走，她只得賣身葬夫，所嫁之人，恰好就是休妻後要續娶的蔣興哥。平氏整理自己衣物，檢出珍珠衫，被蔣興哥看見，始知所娶之婦即陳商原妻。珍珠衫自是物歸原主。如此設置，可謂巧之又巧，但經過小說家天衣無縫的情節處理，卻是頗合乎情理的。小說改筆記中所述新安人入廣東經商巧遇楚人，而寫陳商從棗陽返新安，途中過蘇州遇蔣興哥。蔣興哥在廣東販了貨，因聞說“上說天堂，下說蘇杭”，欲到蘇州走壹趟，到了蘇州，在朋友家酒席上見到陳商，兩人年貌相若，遂成知己。蔣興哥離蘇前到陳商處作別，陳商置酒相待。天氣炎熱，兩人解衣飲酒，陳商露出了珍珠衫，只以為蔣興哥是羅小官人，於是吐露了與王三巧壹段情話。如此壹改，情節上就更自然流轉，事情雖屬巧合，卻不覺其附會牽強。此外，又變新安人入廣東經商而為失珍珠衫後再返棗陽，也比筆記發展了壹步，陳商既思念王三巧，與妻子鬧翻後，必然更依戀與王三巧的纏綿，自然要去追溯舊情，而且棗陽又是他經商的熟路，返棗陽就遠比說他曾到廣東而遇蔣興哥更為讀者所接受。經此編排，才有著後面的平氏到棗陽，改嫁蔣興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壹連串故事的產生。小說在情節處理上較之筆記要豐滿圓熟得多。
在處理蔣興哥與王三巧的愛情上，小說也顯得比較成熟。其開篇即用較多的筆墨寫兩人的婚姻緣由及其婚後的情愛。蔣興哥和王三巧是自小訂的婚，兩人都品貌出眾。少年的蔣興哥就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作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寶”;王三巧則是“吳宮西子不如，楚國南威難賽。若比水月觀音，壹樣燒香禮拜”。等到蔣興哥守父喪滿周年，兩人成親，小說寫他們婚後的感情道：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壹對玉人，良玉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幕取樂。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
如此數年，蔣興哥幾次想起廣東的生意，均因兩情繾綣，割舍不開，壹再推延行期。補充了這壹節。後面再敘王三巧在丈夫走後的寂寞難捱，招進薛婆解悶而誤中圈套;以及夫妻重會，舊情再續就好寫了。
正是出自兩情濃摯，壹旦蔣興哥遠行，空屋獨守的王三巧之寂寞淒楚之景即是十分真實可感的。蔣興哥走後，王三巧遵丈夫叮囑，“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在家耐心度日，但愈是這樣，俞是孤寂無味。何況時至年終，“家家戶戶，鬧轟轟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歡耍子”。他人家是那樣熱鬧，自己家是這般冷清，強烈的對比，三巧兒怎能不觸景傷情?“臘盡愁難盡，春歸人未歸”，對舊情的懷念，對丈夫歸來的渴望，而產生的極度的寂寞惆悵，加之丫頭的極力攛掇，她按捺不住而到臨街前樓隔簾往外張望。對圈守後樓、目不窺戶限制的沖破已是勢所必然。當看列街上的東行西走人，更撩起思夫之愁情，於是想找個算卦的問個丈夫歸期確信。是算卦的說她丈夫“月盡月初，必然回家”，信了此言，盼夫進門的心情越發急切難抑”，壹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於是乎才有見陳商誤以為蔣興哥，啟簾觀看的戲劇性壹幕，從而發生了與陳商的壹段糾葛。沒有前面兩人婚後感情的鋪墊，三巧兒期盼丈夫的表現就不會這樣的真實生動。也正是舍得花筆墨寫她孤守之寂寞及對丈夫的期待和渴望，才順其勢引出了後面的故事。
另如蔣興哥從蘇州趕回家見王三巧及休妻壹節，亦因前面的鋪墊而豐滿起來。先是蔣興哥在蘇州無意中得知愛妻失節，驚怒之下，“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為我貪著蠅頭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及!”及夫妻相見，“興哥並無言語，三巧兒自己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殷勤扳話。”繼之寫蔣興哥借口去看丈人丈母，不與妻子恩愛，壹夜不歸，又因此假稱丈人丈母病危，將王三巧壹轎送回。王三巧到了娘家，才知道自己已被丈夫休了。相見和休妻的整個過程，夫妻之間並不爭執壹句。但在貌似平淡的背後，卻包含了濃重的感情內蘊。因他們曾有著深厚的夫妻感情，又有蔣興哥對自己經商長久不歸的自悔，所以他並不當面斥責王三巧，而當其嶽丈親臨詢問原因時，他也不明責備壹字;直至王三巧再嫁吳進士，他又將王三巧屋裏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個陪嫁”。都反映了他對昔日愛情的珍愛與依戀。至於王三巧，小說中又增添了壹個插曲：蔣興哥從蘇州歸船臨行，陳商匆匆趕來托捎壹信及壹包東西給王三巧。蔣興哥拆看後把信撕了，見包中乃是玉簪和紗汗巾，壹怒之下摔斷了玉簪，因要作個證見又拾起捎回了家。及休了王三巧，隨把二物給了她，卻沒言明個中原因。王三巧拿著二物絕想不到與陳商有關，反揣測為：“這折簪是鏡破釵分之意;這條汁巾，分明教我懸梁自盡。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恥。可憐四年恩愛，壹旦決絕!是我做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間，料沒有個好日，不如縊死，到得幹凈!”由這個插曲，透露了王三巧自譴懺悔的心理活動，她雖然壹度鐘情於陳商，但並沒有割斷與蔣興哥的夫妻之情。經過這壹節過渡，最後的夫妻破鏡重圓，就不出情理和意料之中了。
譚正璧在《話本與古劇》中認為，這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文中有明代地名，顯然為明人的作品。確乎如此，“襄陽府棗陽縣”，安徽新安，都是明代人對兩地的稱法，其實，從另外兩方面看，這部小說作為明代作品也是比較典型的。壹方面是它以城市市民生活，特別是商人生活為題材，側面反映了明代商品經濟的發達。明代社會是繼承唐宋以來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活動，南來北往的販運，在明代的社會經濟中已具有了顯著的位置。小說裏寫到的蔣興哥、陳商，都是活躍在商品市場上的商人。蔣興哥的經營販運，由湖北到廣東，由廣東到江蘇，活動範圍已十分開闊。這樣的商人，是頗具中國十六世紀中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時代色彩的。小說寫的是這樣的商人，這壹類商人的家庭生活和思想觀念，誠可謂是時代的產物。關於這壹點，此不多說。另壹方面，是這篇愛情小說所反映的封建貞節觀念在當時市民階層中的淡薄。明代中葉以後，隨著社會的動蕩和經濟的變動，出現了如王夫之所說的壹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封建禮教的統治受到無情的沖擊而開始動搖。小說對王三巧的失去貞節不是予以譴責，反而隱含同情，客觀地達到了對封建禮教和理學對於人性禁錮的批判，王三巧是以壹個受害者的形象呈現給讀者的。因為有著夫妻的四年恩愛，壹旦被丈夫撇舍在家，空房獨守，她是出於對丈夫的極度思念才去臨街觀望的，也因寂寞難耐而引薛婆進家解悶。與薛婆交往歷經數月，人已毫無戒心，況且又被薛婆屢用淫語挑逗，終於被陳商得手。她是在被動中被人給玩弄了。盡管她與陳商居然兩情相印，乃至願舍棄丈夫，與這位“第三者”結百年之好。但她的形象在小說中卻看不到什麽 *** 邪惡之處。她那對與其守活寡似的活著，不如大膽地追求生活的樂趣的選擇，雖然表現了她對自己處境的不屈從或說是反抗的壹面，但她畢竟沒有得到自己的幸福和自由。情人離去，丈夫休棄，與人為妾，回到丈夫身邊仍是妾身。當看到她總是那麽被動地受制於人，讀者是不免要產生同情之心的。蔣興哥與王三巧的愛情，也不再如封建男權欲者的表現。他對於妻子的失貞，雖然采取了封建社會通常的方式，壹紙休書休回家，但處理方法是那樣委婉，不與妻子正面沖突，讓她在沒有感覺，沒有傷痛的情況下離開自己，全然沒有居高臨下的責罵羞侮。他似手不像封建社會壹般觀念中對女人失貞之事看得那麽嚴重。出於自梅與自責，他甚至能比較清醒地看到妻子受人欺騙引誘的不幸，並報以壹定的同情，這實際上已經預設了破鏡重圓的心理基礎，所以他最終仍願與曾經背叛過自己的妻子合好。從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看，蔣興哥則是壹個富有時代特征，頗得讀者喜愛和同情的形象。再如王三巧的改嫁，也是時代感頗強的。王三巧被丈夫休了，她的父母並不以為大恥，相反，他們反勸女兒不要過於悲傷。在王三巧欲自盡時，其母勸說道：“妳好短見!二十多歲的人，壹朵花還沒有開足，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妳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日子，便真個休了，恁般容貌、怕沒人要妳?少不得別選良姻，圖個下半世受用。妳且放心過日子，休得愁悶。”後來吳進士來議親，他們又都樂意並支持女兒改嫁——這些，與理學家的觀念顯然是相悖的，由此或可說明，封建的貞操觀念在市民階層中已經失去了它的支配作用。種種描寫，都反映了當時人性的覺醒和婚姻觀念的變化與解放。
作為活本小說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開篇挑明的說話意圖是中明“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所以讓勾引他 *** 子的陳商病死，陳商自己的妻子平氏反被蔣興哥所有，並借蔣興哥之口說：“如此說來，天理昭彰，好怕人也。”壹語言明，最後再寫王三巧因曾失節，即便與原夫蔣興哥重會，也僅可做個偏房。因之證明“殃祥果報無虛謬”。這種壹味強調因果報應的觀念，是小說的糟粕。不過，小說的作者能圍繞這壹宗旨巧妙地編排情節，使故事巧合疊出卻不感到牽強附會，則不愧為安排情節、編織故事的高手。因其巧妙的設置，特別是壹件珍珠衫在中間所起的紐帶作用，使小說情節枝蔓之豐滿已遠非筆記可比，其戲劇性、真實性和生活味都增強了。故事愈見綿密細致，讀來既流暢上口，又峰回路轉，實為古代短篇小說之佳構。
由於《古今小說》《今古奇觀》等小說集的刻印流傳，更出自“珍珠衫”故事本身的情節奇巧、極富情味，這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也是後世人十分熟悉的。後代的許多劇種都把它搬上了舞臺，京劇中即有《珍珠衫》壹劇，川劇裏也有《蔣興哥休妻》，另像滇劇、漢劇、湘劇、秦腔、河北梆子、評劇、以及評彈中，也都有據此故事改編的劇目，從這裏，不難看出世人對它的喜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