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兩年間，大朋壹直對我當初居然不是以處女之身下嫁給他而耿耿於懷。
我對他這個雖是出身於農家，但學歷絕對在我之上的男人解釋說，女人的處女膜絕對代表不了什麽，我那曾經迷亂的初戀不過是壹場夢，而夢醒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不愛那人的；我甚至還跟大朋開玩笑：“老天看來不公平，給了女人壹樣似乎可以證明貞潔與否的物件，卻沒給男人壹件類似‘處男膜’的東西，讓女人也能難壹下她們所愛的男人可否是‘原裝’的。
然而大朋偏偏不依不饒，總是借故逼我供出自己的所謂“失身”細節，有壹次甚至要求我必須具體說出，我跟在他之前出現的那男人，當初是誰先脫誰褲子，以及脫了之後怎麽做的。我惱怒地拒絕了。
沒想到我的拒絕，竟使得壹向舍不得傷害我(盡管只限於形式)的大朋，仿佛尊嚴盡失般地打起了自己的耳光，好像我真給他弄了頂綠帽子載似的。那壹刻，我知道自己嫁錯了人了。最後離婚時，我哭了，由於實在想不通自己好端端的壹場婚姻，竟會如此收場的緣故。而大朋當時也流了淚。
也許是為了逃避我老家那個令我窒息的小城市和急需呼吸新鮮空氣，我來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北京，並且在四處打工的同時，撿起了差不多已經忘光的英語。兩年後，當我幾經懷疑終於確定自己真的又戀愛了時，我專門挑了個恰當的時候，把自己內心的幸福感覺，告訴給了那位跟我同居了半年並且腦袋後邊紮馬尾辮的流浪畫家。
但對方卻說：“妳也許不信，我其實像妳前夫壹樣介意妳的過去。再說，我信不過離過婚的女人！”天哪，我居然在“貞操”這個字眼上絆倒了兩次，內心的悲涼透徹骨髓。
我壹生中最暗無天日的那段日子，是在我憑借自己重新惡補出來的英文底子考入壹家外資酒店，並成為其大堂經理後結束的。
有壹次我的荷蘭籍女同事珍告訴我，男人介意壹個女孩子是不是處女和有沒有過婚史，這在他們西方人看來十分滑稽可笑。她甚至鼓動我：“不信，妳可以跟我們西方的男孩兒談次戀愛試試！”結果在她25歲的生日聚會上，她把他的前任男友傑夫介紹給了我。
盡管傑夫沒像珍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我的男友，但從他開始，我慢慢開始喜歡和老外交朋友了。我欣賞他們活得明朗、直白、自然，甚至把愛、喜歡和性截然分開的生活態度(遠不像中國男人那樣，總願意自虐虐人般地，把本該月白風清的純粹感情上的事弄得很沈重)。
後來倒是我那位也是離過壹次婚的瑞典籍上司路德，在我們有過壹夜情之後，向我展開了玫瑰攻勢，我們從彼此欣賞到真正熱戀，經過了壹年半時間，直到他將壹枚訂婚戒指載到我手上，我才有了壹種類似心裏的石頭總算落地的輕松。我想，那塊石頭的名字應該叫“貞操情結”，它是由前後兩個中國男人強加給我的壹種陳腐的觀念構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