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將其主要觀點和史料綜述如下：
其壹，公元五世紀，中國佛教高僧慧深曾到美洲的墨西哥等地傳教。
史料依據於唐代姚思廉編撰的《梁書》。《梁書》卷五十四《東夷列傳》中有壹段重要記載：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到荊州，說雲：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余裏，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於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廓，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
從這壹段文字看，齊永元元年，即公元499年，是五世紀末期。沙門慧深，是當時著名僧人。所述扶桑的物產和風俗，的確很象古代的墨西哥。
這壹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壽編撰的《南史》卷七十九中又重復出現了壹次。《梁書》和《南史》同是唐代作家編撰的，他們的時代離南北朝不遠，見聞當然比較確實可信。
其二，慧深為中國僧人，曾旅居扶桑國，傳播中國佛教文化，歷40余年，乃返回中國荊州。
《梁書》中說：“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好象是說慧深是從扶桑國來的，其實非也。慧深是中國僧人，有《高僧傳》可以作證。《高僧傳》這部書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編撰的。他與慧深幾乎是同時人，他的記載當然可信。
據《高僧傳》記載，在宋文帝（424-453）時，有壹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幾個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別提到：“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
鄧拓進而引據史料論證，慧深約在公元452年至公元499年這壹段時間裏，遠赴扶桑國布教。40余年後，當他返回荊州時已經改朝換代，物換星移，人們已不認識他，反而說他來自於扶桑，這是很自然的。從史料分析，可以斷言，慧深是中國的僧人，也是古代最早發現美洲大陸的突出人物之壹。
其三，扶桑國不是日本，而是墨西哥。
過去不少人把扶桑說成為日本，實際上是錯誤的。幾乎在中國宋朝以前所有的史籍中，對日本的正式稱呼都是“倭國”，如《山海經》的《海內北經》明確寫道：“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所謂“帶方”即今之朝鮮平壤西南地區，漢代為帶方郡。後來的《梁書》和《南史》等都稱日本為“倭國”，並與“扶桑國”區別得非常清楚，顯然是兩個國家。從地理位置來看，這兩個國家的距離也很遠，倭國的位置，只是在“帶方東大海內”，“去帶方萬二千余裏”；而扶桑國去“大漢國東二萬余裏”，而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余裏，文身國又在倭國東北七千余裏，這樣算來，扶桑國與中國相距三萬余裏，比日本遠得多了。由此可見，慧深去傳播佛教的國家不是日本，而是墨西哥是無疑的。
其四，許多外國學者撰文，論證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可能以中國為最早。
1761年，有壹個學者叫金勒，大概是法國人，他已經根據《梁書》的記載，撰文指出扶桑是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並認為發現美洲新大陸最早的是中國人。
1872年，又有壹個學者叫威寧，認為扶桑必是墨西哥。
1901年7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弗雷爾也發表論文，提出與金勒和威寧相同的主張。
1961年8月，《知識就是力量》雜誌所刊載的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的資料，是根據俄文編譯的。
其五，慧深他們當時是經什麽路線去到墨西哥的呢？
有位法國學者房龍1932年在《世界地理》壹書中寫道：“他們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狹的地方航行來的呢？還是由白令海峽的冰上走過來的呢？還是遠在美亞兩洲間尚有陸地相連的時代便過來的呢？”
鄧拓同誌認為這是三種可能的假設，或許古代的中國和扶桑國之間的交通是三種情形都有，也未可知。鄧拓同誌還明確地寫道：早在公元五世紀的時候，中國的慧深等人從亞洲大陸到美洲大陸，只要沿著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進，可能並不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