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小玉傳＞與＜李娃傳＞在唐代傳奇中，屬於才子佳人的愛情類故事。其文筆、思想、內容皆完整，且取材於社會現實，因此，學界對於二文的研究不少，故事內容除可視為唐代妓女典型的原因之外，其所反映與隱含的時代意義也極為重要。
二、相關討論
（壹） 女性形象描述與社會地位
1. 無論是＜霍小玉傳＞中的李益以及＜李娃傳＞中的縈陽生，與故事中的女性相形之下，男性形象多寫得軟弱卑瑣，女性形象的塑造無論在外貌還是內涵上的追求，都呈現完美無缺。[1]在外型描繪的同時，也重視他們心智才情的表現。霍小玉呈現的是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李娃則表現在她過人的清醒、明智和堅強上，這也側面反映了當時對於女性（妓女）的看法與追求。
2. 就唐代妓女的社會地位而言，據《開元天寳遺事．天寳上．風流藪澤》：「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唐代長安狎遊成風，除進士之外，貴門子弟與風流文人皆在其中。但其下場通常與上述情況截然相反，以＜李娃傳＞中李娃的話，「（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勉思自愛，某從去矣。』以及＜霍小玉傳＞中霍小玉的要求：「竊年始十八，……，於此足矣。」皆符合了唐代社會現實和妓女的身分，並傳達了個人在社會中被限定的無力感。
3. 唐代妻、妾地位，《唐律疏議．戶婚中》：「以婢女為妻者，徙二年。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為妾，徙壹年半。各還正之。」「若以滕為妾，亦同以妾為妻。」
（二） 唐朝士人的「仕」與「宦」
＜霍小玉傳＞中的李益以及＜李娃傳＞中的縈陽生皆是想要從科舉之路求宦達的士子，兩人同樣面臨了愛情與仕途的抉擇，兩者結局雖不同，但卻都體現了唐代科舉對士人的巨大影響力，「仕」與「宦」雖看起來不相幹，在唐代士人的心中卻是同壹件事，「結媛鼎族」、「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眾矣」，兩文中皆不約而同提及在及第宦達之後，士子對婚姻的選擇與被選擇。而＜李娃傳＞之所以能跳脫悲劇形式，關鍵也許在於李娃的助學成功，李娃這樣既符合社會倫理的期待，並與士族的政治利益保持壹致，而能以喜劇收場，但畢竟以唐代實際的婚宦情形來說，是理想化的描述；[2]而＜霍小玉傳＞則呈現了唐代士子與妓女愛情的典型悲劇。
（三） 故事真實性探討學界對於＜霍小玉傳＞的真實性有許多探討，李益在《新唐書》、《舊唐書》中皆有入傳，[3]個性多猜疑壹事也被具體寫入傳中，雖是如此，其中諸多敘述仍引起許多懷疑。[4]包含對於李益生平的考訂，霍小玉本霍王女的質疑，以及李益負心的真實性等等。
（四） 寫作背景與動機
唐代傳奇小說除可反應時代之外，作者個人的遭遇與動機，也讓小說的真實性更為復雜，＜霍小玉傳＞的作者蔣防與文中主角李益分屬長慶初年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寫作動機很難不引人聯想。[5]＜李娃傳＞的作者白行簡是白居易的弟弟，兩人的母親因年輕守寡，遂發瘋跳井自殺，白居易被貶官時，其中壹條罪名為「浮華無行」，「甚傷名教」，＜李娃傳＞中李娃本倡女，後卻受封汧國夫人，既與法律不合，更與名教相差甚遠。白行簡撰寫＜李娃傳＞的動機或許想要藉此諷刺徳宗時三個節度使的滕妾受封為國夫人，才真正是「甚傷名教」。[6]
兩故事雖然都反映了時代現象，但針對的對象並不同，＜霍小玉傳＞針對壹人壹事而寫，＜李娃傳＞則是針對整體社會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