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大畢業後，孫霄兵就入職教育部，先是人事司，後是政策研究部門，就是政策法規司。
在任期，孫霄兵主持了多部教育法律法規規章的具體起草修訂工作，涵蓋《教師法》、《義務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等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法律法規。其中，《教師法》從第壹個字開始起草，再到後續國務院的壹些實施辦法和教育部的壹些實施辦法，到最後通過，都是他親自執筆，解決了我國教師的很多實際問題。
孫霄兵並非壹開始就是法學專業畢業生。1977年夏天，中國高考制度恢復時，他還在貴陽市南明公安分局當民警。得知高考恢復，他的第壹報考誌願是法學，然而北大在貴州省的招生計劃中並無法學專業，思來想去，他選擇了中文系，“能上北大就可以”是當時的目標。
1978年，孫霄兵入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學文學的過程中，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魯迅的壹個觀點——不要當空頭的文學家。他更願意去做壹些實際的事務。正式開始工作後，他主動在華中師大、吉林大學研讀教育和法學，分別取得了博士和博士後學位。
壹邊學習壹邊工作，孫霄兵參與制定了諸多教育法律法規，為我國教育的發展付出了許多心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得到長足發展，但改革創新依然隨著國力發展，人民需求的變化而有其必要性。基礎教育的改革在高考，高等教育的改革在管理模式。
國際學校在線在第四屆國際化學校行業年會上專訪教育部原政策研究與法制建設司司長孫霄兵。他對時下熱議的教育話題的見解思路清晰，並指出水流千裏歸大海，每個人都應當有自己的追求和特長。教育的作用，是讓人們在合適的位置實現自我價值。
觀點壹
個別政策或有起伏波動，
大趨勢不容動搖
我對中國教育的整體以及中國的國際教育是充滿著信心的，我國的國際教育具備良好的制度基礎。
從國內來講，推進教育開放，對外開放政策是教育的宏觀政策，持續地派出留學生，哪怕是在遇到困難時，很多留學生沒有回國，為其他國家服務的情況下，依然是保持來去自由的政策。
從國際來講，壹直以來我國都是超越性的執行了WTO當中中國有關教育服務貿易的承諾。例如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自由選擇出境留學、境外消費、跨境交付等方面，以及我國與多個國家互認學歷學位，凸顯了國際法角度而言的制度基礎。
國內國際雙面保障與促進，使得中國的國際教育走的更加堅實，且大家是受益的，符合中國家庭對多元化、國際化、高質量教育的需求。
孫會長采訪現場
觀點二
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暫時招收出國留學受阻的準留學生政策是壹個臨時性的政策
國外疫情嚴重的情境下，大多數學生無法按時到國外大學學習，這與所在國是有壹定關系的，有疫情原因也有壹些其他原因。開放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學習機會，不代表這些學生如同國內學生壹樣是正規入學方式，沒經過國內高考，通過在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入讀後拿到的文憑是外方文憑，而非中方文憑。
學位授予的權力，分兩個層面來看待。對於壹所學校而言，授權哪壹位學生學位，權力在大學。而大學能不能授予本科學校、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家決定。
暫時性就讀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後，校園活動如何安排，離校時獲取的證書外方是否認可等系列問題還需進壹步落實。
觀點三
國際教育在提高“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方面，起到領先尖端導向作用
中國的教育由於早期基礎較差，無法保障人人都能接受教育，因此走的第壹步是讓人人都接受教育，9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加之隨後提出的普及高中，甚至是普及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園率達到50%，這個系列過程就是公平教育。
近年來，人們對教育的需求不再滿足於有學上，而是要上好學。高等教育領域體現的尤其明顯。人們要上本科，還要上本科中的985、211，甚至是清華北大。當人們從平等轉向有質量的變化中，國家提出了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
目前，我們已經跨過公平教育的欄桿，重點是在質量問題。凡是學生在上學時能夠感覺到學校、教師是在教授高質量的教育，學習是有收獲的，文憑不再是單壹追求，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下去，我們的教育就會提高質量。
而國際教育向來是引進吸收國際上較為成功和成熟的教育資源，這就決定了國際教育不是解決“打底”的問題，而是解決高端問題，培養高層次的人才。在提高“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方面，能夠起到領先尖端導向作用，所以我贊成發展國際教育。
觀點四
大而統壹的高考模式要拆分掉，人才培養要分類
高考從1977年恢復後，最初是精英模式，報名和錄取的人數都較少，但是現在已經從精英模式過渡到大眾化，這種大而統壹的高考模式已經不再適用當今的教育需求了。
如今高考給中國家庭、學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幾乎所有人都在追逐考試分數，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素質，而非分數。緩解壓力的方式，我認為考大學的人要分類，分層、分流、分科、分校，通過多元化的考試方法把集中式的高考模式分解掉。
我們都知道中考不允許復讀，高考失敗卻可以復讀，很多家長讓孩子在高中壹遍遍的復讀，期望可以考上名校。但我們要認識到，有些人是不適合讀大學的，大學是專科教育，高中才是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
包括當下國家大力推行職業教育，這是壹個正面的規定，符合社會發展及人的發展需要。社會需要壹部分人做前沿的技術工作。每壹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研究性的、學術性的學習工作，不是人人適合。
政策出臺後，如何讓父母更加理解政策目的，很關鍵。首先，這不是強制性的，不選擇職業教育，也是各個家庭的權力。其次，這是壹個***同協調的過程。許多農村地區的孩子需要早早就業解決生活問題，但我們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不必機械地硬要把人劃到某壹個類去，而是靈活調整。
社會如何看待技術型、應用型工作，也是問題解決的根本之壹。把人分成不同等次，說到底還是壹種封建思想的體現。事實上，我們討論的很多教育問題，本身不是教育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觀點五
用開放多元的心態鼓勵公辦學校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
既要做好民族***同體的發展，也要做好人類命運***同體的發展。“胸懷世界、放眼全球、立足當下、紮根中國大地”等遠大目標，是所有受教育者應當體現的。具體到課程和教材執行安排上，每個學校有自己的選擇權和實踐權力。公辦學校的校長願意把國際化的項目多開展，可以選擇跟外企、涉外的事務溝通交流，願意堅持本土的也不強硬幹預。
不去規定哪個學校的國際化做得好，哪個學校的國際化做得不好。做得好，我們表揚，做得不好，他自己認識到這個問題，反思後會變好。用開放多元的心態來安排全國的教育事業的發展。
觀點六
必須要承認差距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教育成就顯著，但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博士培養的基礎上，存在滯後的現象。
我認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有待改革。國內大學不是教育部單獨管理，人事部、財政部、中央編辦這些部門都各自捏著大學的命脈之壹，比如財政部在管大學的財務，高校財務所有的管理制度要按財政部的規定來，人事部和編辦管大學用人的權力，從編制，進人，評職稱全部要按人事部、編辦這套辦法來。教育部門放了壹些高校自主權，當然放的也不徹底，但是這些部門沒有放，還按50年代那種管理模式在管，2017年我主持的放管服改革會議，主要是讓相關部門把壹部分權力放給學校，但是還不徹底，還要進壹步來改革。要辦好大學壹定要走這條路，否則永遠是行政機關在辦學。
這些年，大家都在提“錢學森之問”，紛紛認同人才培養不足，拔尖人才稀缺。國內選拔頂尖人才的渠道仍然較為單壹，解決這個問題還在於人才培養機制的改革。只有將金字塔式的考試機制，轉變為多渠道輸出，才能真正走向教育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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